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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紧不慢的日子,走到知天命之年,大大小小的荣誉,也得到过一些。用世俗的眼光看,也算是功成名就了。然而,盘点大半生的经历,最让我引以为自豪的,还是高考,尽管我当年只考了一个专科。我曾为理想而奋斗过,那斑斑汗渍,胜过任何娇艳的花朵,那跋涉的足迹,是我心中最美丽的图画。 初中升高中,我荣膺全公社第一名。可是,上了高中,理科就越来越差了,特别是物理课的电磁学,一点都不懂。教物理的顾怀纯老师,是南京钢铁学院研究生毕业,因为出身资本家家庭,才发配到内蒙,又跌落到农村中学。祸兮福兮,他的不幸,却是我们这群农村孩子的大幸,能遇上这么优秀的老师,实在难得。顾老师学问好,会讲课,我却怎么也听不懂,学不进去。 上到高二,文理分班。全年级四个班,只有我们四个同学选择学文,吴军、邹德新、王开宇和我。学校没有史地老师,学理科的同学上理化课时,我们四人就到学校后面的宿舍去了,手里拿着历史书或地理书，每次刚坐定时，谈论的还是课本上的内容，说着说着就跑到爪哇岛去了。那是1979年,刚刚解冻,虽说全社会的人都渴求知识，但知识还很匮乏。我不懂，“清政府”的前面何以要加一个“满”字,提出来,他们三个也回答不了,王开宇本身是满族，连他也不知道清朝是满族统治。现在的孩子真是幸福,上网查查就都有了。那时候不行,记得刘震云《塔铺》里写到,一群农村孩子在补习班鏖战高考,临近考试剩下两个月了,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增考世界地理,全公社却找不到一本教科书。“我”的父亲日夜兼程徒步走了180多里山路,两脚都打起泡了,到一个在师范教书的亲戚家里去借书。书借到了,但只能看十天,因为人家那里也有高考的学生要用。大家分头抄书,抄完“我”父亲又把书给送回去。那是1978年,距今不过30多年,听起来恍如隔世。 就那样,糊里糊涂地学着,也不知愁,也不知高考会考得怎样,懵懵懂懂地捱着日子。 王校长从旗里开会回来,到大队找到我父亲,说给我联系好了,让我到县城新惠中学文科班去上。王校长是语文老师,我语文学得好,他特别偏爱我。后来才知道,他有意选我做他的女婿。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他托人上门说亲。正上学,未来尚不确定,我及父母拂却了他老人家的好意,毕业后我也没有回到家乡,他又选了一个低我两届的师弟。 新惠中学,文科班,这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父亲马上兴冲冲地来学校告诉我,准备转学。匆忙地打点了行囊,第二天五姐就和我坐班车来到了县城的新惠中学。我至今记得,那一天是11月30号。再有一个多月就放寒假了,离高考也只有半年多了。 三姐夫从部队转业,在新惠中学后勤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那天,他见到我和五姐,很吃惊地问,你们俩怎么来了?五姐简单地交代了一下事情的原委,三姐夫帮着找来课桌、凳子,见过了班主任田中秋老师,我就算入学了。 这是一个补习班,当时叫大学漏子班,是七九年高考上了线但没被录取的,还有230分以上、接近分数线的,也有几个像我一样的应届生。班里人不多,二十几个。我没经任何过渡,就投人到紧张而艰苦的学习生活中。 历史、地理几乎是从零开始,我的时间、精力差不多全花在这两门课上了。语文靠吃老本，每天以记日记代替作文训练。因为睡得晚、起得早,很困倦,语文课上常常打瞌睡,还有鼾声。冯连信老师就让同桌的宋金友捅捅我，把我叫醒。冯老师脾气暴躁,但并不责备我,继续他的讲课。数学原本就学得不太好,来到这里,只跟着听课、做题,课下很少用功,所以,高考只考了26分。政治也不多耗神,考试前临时突击。八零年高考,英语只占30%,我到考场上连蒙带猜地答了选择题,得了9分,计入总分3分。 教历史的田中秋老师,是天津知青,身材瘦小,眼睛又黑又亮,留着小胡子,一举手一投足都透着机灵劲儿。一口脆生生的天津话,更增添了他的干练。田老师上课从不带教案,手里只拿本大纲或教科书,也不打开,历史知识已经烂熟于心,倒背如流。后来我当了老师,给社会上的自考班上课,也只拿一本大纲，薄薄的小册子,是学田老师的潇洒吗?也许是吧,我不知道。前些年炒作出了个“史上最牛历史老师”,我很是不屑,心想,我们的田老师比他牛多了。田老师的爱人就姓牛,是旗长的千金。一个聪颖、个性强,一个养尊处优惯了,两人常常拌嘴闹别扭。田老师不仅博闻强记，还善于提炼、概括、总结，做到融会贯通。中国近代史虽然时间跨度不长,但千头万绪,史实庞杂。田老师以简驭繁,用从1到10的数字粘连,概括近代史上的大事和线索,令我们记忆深刻。我的专著《口语表达心理研究》里谈到数字表达，还引用了这个材料。从教多年，田老师是我心中的标杆，我常想，老师不仅要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做人治学上的垂范,对学生的濡染和影响更重要。田老师能记住那么多知识,我们为啥记不住呢?这种无形的力量,带动我们全班同学历史课普遍学得很好。 汤老师是复出的老右派,给我们讲地理课。二十年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把业务全丢了,照本宣科,看一句讲一句,与田老师构成鲜明对比。好在那时的地理课难度不大,很多东西自己就能看懂,下功夫背下来就是了。 什么叫心无旁骛,什么叫全神贯注,那时的体会是深切的。同学们都在拼命,起早的碰上贪晚的,绝不是传说。没有午休,连吃饭的那一点时间都舍不得耽误,老柴左手拿着苞米面发糕吃,右手托着历史课本在看,天天如此,抓紧分分秒秒。有同学打趣他,老柴,别吃到鼻子里啊。可惜,他最终也没考上。邢照会走在路上也嘟嘟囔囔,念念有词,用心背东西。那时正学陈景润,我总会由老邢想到撞在电线杆上的这位大科学家。学校在县城东南角,三姐家在西北角,有五里路,我每个星期日中午去姐家吃一顿饺子,解解馋。往返的路途我也不让时间白白流失掉,兜里装着几页纸,背各国首都的名字。 现在的家长,给中考、高考的孩子营养配餐,还有加餐,变着花样地补充能量。我们那时候吃什么呢?一条像油石一样的苞米面发糕,硬得能打死人。就的是齁咸齁咸的疙瘩白咸菜。偶有热菜,只见汤水不见菜叶,菜汤浮面上没有油星儿。吃顿馒头,就是改善了。记得父亲到旗委党校学习,从站前饭店买了十个热腾腾的花卷,用纱布包了给我送到学校,我吃得那个香呀,一口不跌一口的,险些噎着。寒假回到家,母亲端上一大盆杀猪菜,大片儿的槽头肉密匝匝地挤在一起,冲着我笑,血肠也是尖尖的一大盘,我狼吞虎咽,吃相贪婪,不亦乐乎。后院的大妗来串门,看到了这一幕,嘴里直咂咂,这孩子,这孩子,忒熬渴的荒啦。家里给带的炒米,是用苞米渣炒的,时间一长,硬得像砂粒，拿水浸泡了还是嚼不烂。记得我毕业离校时,还剩一小袋炒米留给下一届的李拥军了,他如获至宝。 住的呢,是教室改造成的大通铺,南北两排,地中间安个火炉,大家轮流生炉子。住二十人的大屋子,只有一个火炉,门也不严实,毡子底下一层厚厚的霜雪。 打饭是轮流值日。有一天,崔洪峰值班,我明明给他饭票了,他硬说没给。两个人的事,死无对证。晚上他想起来了,主动对我说,张伟,你给我了。我嘴巴厉害,得理不饶人,和他大吵了一架。 炉筒是从毕常武的床铺上通向窗外的,从外面刮进炉筒里的雪,遇热后化成黑水流下来,弄脏了他的被褥。有个星期日趁我去三姐家吃饭,老毕就把炉筒挪了位置,挪到我床铺上了。我回来就和他干上了。老毕长得五大三粗,我却当仁不让,毫不示弱。最后硬逼着他挪回原位。 两次架吵下来,住在对门的理科班同学给我一个评价,文科班数张伟最厉害,崔洪峰很张狂,但他就怕张伟。在班里,我年龄最小,又长得斯文,反差太大,所以给大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多年以后同学相见，这些往事都成为笑谈，大家尽释前嫌，一起感慨着彼时条件的艰苦,和苦境中顽强的奋争。白花花的一片盐碱滩,向日葵茁壮地疯长,追逐着太阳。 放寒假前,举行了期末考试,我在班里排名第23位,仅高于三位成绩比较差的应届生。那时也有模拟考试,只不过不是全市统一组织的,而是学校自己出题、判卷。一模我排在第17名二模我提前到第13名,三模我就冲到了第5名。正式高考时,我是班里的第6名。 高考一结束,简单地搞了毕业典礼仪式，就打起行李卷各回各家了。班里大部分是复读生,两度高考,成竹在胸,胜券在握。只有我没以为考上,打算继续复读。教室里乱扔着的各种复习资料,都被我拾掇起来了。教室后墙上贴着一张破旧的中国地图,也让我小心翼翼地揭下来,折叠好装进了书包。我还跟赵云启等成绩拔尖儿的要了他们手里的复习资料，大家都慷慨赠予。那时是成绩下来之前先报志愿,因为没想着能考上,我填的很马虎,连本科、专科的区别都没弄清,稀里糊涂地就把包头师专填在了第一志愿里。 回到家里,许多同学都一天一天地数着过,盼星星盼月亮地等待录取通知。我却不抱什么希望,住到二姐家去了。有一天我们正吃早饭,二姐邻居家的老爷子晃晃悠悠地来串门儿,刚坐到炕上,老汉磕磕巴巴地说,考上大学的接到通知了,他孙子考上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含着的那口饭在嘴里打饼儿怎么也咽不下去,二姐和二姐夫都看出来我着急了。虽然没有预期,听说人家考上了,还是很受刺激。正在这时,六姐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地赶来了,她没等进门、站在院子里就喊,张伟考上了,让去新惠体检呢。我饭也不待吃完,就跟着六姐回家了。 当收到包头师专的录取通知书时,我把母亲领到西屋,指着贴在墙上的那张中国地图,告诉她包头的所在方位,与赤峰的距离。母亲的眼泪哗哗地流下来了,“儿行千里母担忧”,她觉得学校离家太远了。 那一年的分数线是290分,后来又降了10分。我考了317分,完全可以上本科。现在的同事冯永朝和我考了一样的分数,他被内蒙师大录取了。我对院校、本专科的无知,填报志愿时的草率,让我跌落到了专科学校里。毕业留校以后,系里党总支书记李学文老师闲聊时对我说,你们那届是我去录取的,我看到是个高分,又是第一志愿,就把你的档案压在屁股底下了。我笑者说,李老师,你可把我害苦了。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结果没那么重要,过程,奋斗的过程，才令人没齿难忘。 敝帚自珍,这个“帚”,包括经历。由于带着生命的体温,或是有着切肤之痛,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某一段经历念念不忘,乃至刻骨铭心。生活的意义,就在这体验和回味中。我之所谓“非典型性”,并非独标特立,而意在强调其个体性,是属于我的,具有不可复制性的,倘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则吾愿足矣。 张伟，包头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阴山学刊》主编，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华美学学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首批会员，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内蒙古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内蒙古高校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包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著作有《艺文论衡》、《阐释与诘问》、《口语表达心理研究》、《编馀思与写》、《含咀集》、《插柳集》等。主编教材、著作三部，并主编10卷本《许淇文集》。在《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写作》、《演讲与口才》等50多种报刊上发表文章300多篇。曾获得内蒙古文学创作政府奖“索龙嘎”奖、内蒙古社科成果奖、内蒙古文艺评论奖、包头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包头市“五个一工程”奖、包头市社科成果奖、包头市文艺振兴奖、北方十五省文艺图书奖等多项，被评为全国先进社科工作者，全国高校社科期刊优秀主编,全国优秀社科科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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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r|爱上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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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28 00:3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