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篇从北京图书馆发现的清代碑文！解读了老包头古庙的百年谜题！

白金

铭以志之，流传千古。
古人修桥、立祠、建庙，总会树立一通或几通石碑，一是为了纪其事、述其功，二是为了表彰捐资者的功德。
这样的举动，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幸运，许多为正史所不屑而又为野史所不暇的历史细节，由于这些石碑而得以流传。
中国文化的厚度，既在于汗牛充栋的史籍，也在于遍布城乡的古碑。
包头老城之内，建有一座南龙王庙，位于葱郁的菜园中。
据当地老人讲，它有着古老的身世，更有着灵异的传说。
然而，可以记述其事的庙内古碑，早已荡然无存，往事变得扑朔迷离。

一、碑文重现
据说，南龙王庙内，也曾碑碣林立，可惜屡遭动荡之后，如今无一幸存。
因此，关于它的始建年代，历来颇多争议。
一、修纂于日军侵华时期的《包头市志》（完稿于1943年），为包头地区最早的地方志，在“南龙王庙”项下注有：“在东门内，其庙建于清光绪元年（1875）。”
二、《包头史料荟要（第5辑）》（1981年6月）载有《包头寺庙建立情况》一段文字，写到：“（南龙王庙）清道光十三年（1833）兴建，位于城东南角菜园内，面积不大，但却非常精美壮观。”
此后，包头史料文章大多沿用“建于道光十三年”这一说法。
然而，三年之后，《东河文史（第1辑）》（1984年11月）刊载了《有关南龙王庙兴建时代的探讨》一文，对以前的两种说法提出了异议：
最近我在北京图书馆查阅到重修南龙王庙“碑文”和“小记”。小记云“镇（包头镇）之东南隅，旧有龙王庙一楹，系土默特蒙古所建。不知建于何时，有康熙五年补修匾额，越乾隆间，农民渐集，益以禅房、山门、钟鼓乐楼……”等语。碑是光绪元年（1875）所立。据此可知，早在康熙五年（1666）之前已建庙。《碑文》还记载“新庙肇于康熙，修于乾隆，迄今二百余年矣”，兴建于道光年间之说，恐为传说。
就在这册《东河文史（第1辑）》之内，还刊载有《包头的传统庙会和社戏》（作者：韩怀信、郝秉忠），再次提及南龙王庙的碑文，并由此推断“说明该庙最晚在明末清初已建”。

这两篇文章，犹如一石击起千层浪。
在大家的意识之中，老包头是由清代“走西口”而发展起来的移民村镇。社会发展从来都是“先有人烟，再有宗教”。南龙王庙的始建时代，怎么可能早于移民时代，竟是“明末清初”？
或许，是为了解开大家对于“碑文”与“小记”的种种疑问。
1985年7月，《东河文史（第2辑）》刊载了郝秉忠先生辑录的《重修南龙王庙小记》与《包头城内南龙王庙碑文》，并且注明了出处“见（日本）菊地清的《包头之蔬菜园艺农业灌溉》一书。”
南龙王庙碑文，终于重现！

二、追溯往事
夺得了皇帝宝座的满洲贵族，始终难以完全信任那些匍匐在阶下的汉人，他们更愿意扶持同为北方游牧民族的蒙古人，作为可靠的藩属兼盟友。
登基伊始，大清皇帝便在新的疆域地图上，沿着明长城，划下了一道醒目的红线。红线的北侧，是塞北草原，把汉人统统驱逐，随之赏赐给蒙古人，成为专属的游牧地。此后，擅入这个禁区的汉人，按律重罚，甚至会被斩首示众！——这就是大清王朝有名的禁边政策。
从顺治年间到康熙初期，正是禁边政策最为严厉的阶段。老包头地区，只许蒙古人游牧，绝对禁止汉人耕种与居留。
因此，与农耕汉人息息相关的龙王庙，不太可能修建于这个时期的老包头。
难道，它竟然是修建于此前的明朝？
明朝嘉靖年间，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的土默特首领阿拉坦汗（也称俺答汗），崛起于漠南蒙古。
阿拉坦汗深知，要想持续“蒙古中兴”的荣耀，光有奋勇拼杀是不够的，还得要有充实的物质基础。于是，利用各种机会与途径，虏掠、收留及召募汉人前来塞北草原，推行轻徭薄赋的措施，鼓励他们种地、打铁、纺麻、造纸……
于是，以美岱召为中心的土默川（也称丰洲滩），陆续建起了一处又一处的“板升”。板升，是指汉人在蒙古地区所建筑的房屋及开辟的田地，后来泛指当地所筑的村庄与城镇。
鼎盛时期，定居土默川的汉人多达十万之众。为了取得阿拉坦汗及原住蒙人的认可，他们学蒙话、习蒙俗，与蒙古部族相互影响、相互同化，亦汉亦蒙。
老包头，位于土默川的西缘，当时迁往此地的汉人也为数不少。南龙王庙，大约就是那一时期所建，用以祈求龙王保佑风调雨顺、耕种丰收。
或许，当清朝统治者将汉人驱出蒙古草原之时，一些已经蒙化的汉人自称为蒙古后裔而获准留下。他们的血脉里依然流淌着部分汉人先祖的血脉，依然有着龙图腾的崇拜。
因此，就有了《重修南龙王庙小记》开头所写的：“镇之东南隅，旧有龙王庙一楹，系土默特蒙古所建。不知建于何时，有康熙五年补修匾额。”
康熙二十九年（1690）开始，康熙皇帝先后三次亲征纵横于蒙古地区的噶尔丹反叛势力。连年征伐，粮草及军需供应吃紧，从而催生了随军服务的山西籍旅蒙商，也正式开启了晋陕汉人到草原耕种的“走西口”序幕。龙王崇拜，随之回归包头地区！
久远的岁月，模糊了年轮，南龙王庙始建的具体年代已经湮没于历史的风烟。
三、始建年代
基于包头历史的认知，再对旧时碑文予以琢磨，南龙王庙的始建年代，逐渐有了定论。
一、那本被包头文史爱好者视为书案必备资料的《包头史话》，由中共包头市委宣传部于1994年7月编成，主编为德高望重的李绍钦先生（原包头市志史办主任）。在其《南龙王庙碑》文中写到：“这一碑文和小记，提供了许多历史信息。早在康熙五年之前，这里便有了龙王庙，而且匾额已坏，进行补修。这和明代史料所说，阿拉坦汗后期，丰州滩有十万汉人来此升板筑房垦田之事吻合。据刘宝窑子和刘柱窑子老人回忆，他们的祖先是明嘉靖年间，从山西河曲县大瓦村迁来。”
二、2009年9月，“包头文物考古丛书”之《包头老城》出版，主编为张海斌先生（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处长）。书中有数篇文字涉及南王庙，认为“南龙王庙是包头旧城兴建最早的寺庙，始建于明朝末年。”
三、2010年9月出版的《老包头寺庙文化》，由知名学者柳陆、朱丹林、刘寒霓编著，在其《南龙王庙》一文中也写到：“南龙王庙建庙时间，可以推算到明后期阿勒坦汗时代。”
由此，南龙王庙的始建年代，从日伪时期《包头市志》所说的“光绪元年”，延至“道光十三年”，又延至“明代末期”，逐步接近真相。
日伪时期的《包头市志》是由孙斌（字鸣琴）所编，此人乃是老包头有名的饱学之士。在写至“神教志”之时，所记11座寺庙，唯有南龙王庙标明了修建年代，却写为“建于光绪元年”。这样的失误，颇为令人不解。
或许，孙斌先生并未亲睹碑文，只是听闻“南龙王庙内古碑上有光绪元年的字样”，便将重修立碑之年，误认为始建之年了。
可见，做学问，不能偷懒、不能偏执，更不能偏信。
当然，这也难怪孙斌先生等人，老包头文化晚开，大家对于人文底蕴很是缺乏自信。曾几何时，把庙宇的始建推为清初，已属胆大妄为了，何况，竟敢推至明末！
好在，如今太平之世，学问日益深刻，真相终会得到公认。

附录：
重修南龙王庙小记
镇之东南隅，旧有龙王庙一楹，系土默特蒙古所建。不知建于何时，有康熙五年补修匾额。越乾隆间，农民渐集，益以禅房、山门、钟鼓乐楼。局面虽不宏敞，然有特异者：神座后有小孔，探之不知深浅。相传下有洞府，遇亢旱，祷则雨。盖虽地效其灵，而其实神为之力也。乃历年既久，神像剥落，殿宇倾颓。居斯土者，目击心伤。每欲修葺，而阻于工巨。光绪乙亥春，公行总领倡议重兴，园行与各社源源乐助。于是，鸠工庀材，黝垩丹青，以次递举。因旧庙颇小，将旧殿展荡数丈。殿既成，移神像于其中，及窥旧日之洞口，渺无痕迹。经新殿神座后，小孔忽现，匠氏泥封之，而交睫复然。住持僧曰：此系旧洞之变化，宜听其自然，不可弥也。噫！旧殿已没，新殿甫成。其孔之没，有如是者，此真非常之应灵，人莫能测，不有以志之，不将终于不传乎？夫天下胜地名区，古迹胜境，载在史册，传于后世者，皆有心人恐其湮没也。余为之记也，亦若是焉耳。至于原祀新添诸神配像，以及施财众士，别有碑记，无庸予之繁牍也。是役也，二月经始，九月告竣。予乐其神之灵而成之速，将见庙貌威严，聿昭重新之象，即知神灵默佑。常闻：大有之歌，一方之辛，万家之福。爰执笔而为之记。
大清光绪元年岁次乙亥秋九月
山西河曲县贡生邬宝熏沐撰并书
包头城内南龙王庙碑文
古语云：太平之世，五风十雨。是知万物非雨不生、非风不畅，而农家之资风雨为尤切。包镇旧有龙王庙，为农民祈雨之所，先辈建之于东南巽地，以主风神以降雨，亦此意欤？然庙肇于康熙，修于乾隆，迄今二百余年矣，造化日新，物极必变。园行久欲重建，而力不胜，因竭力醵赀千金，付托公行。公行诸君子出其鼎力，慨然主成其事，插田基而拓之增之。七八月之间，翚飞鸟革，焕然一新。正殿五间，山门三间，禅堂香积，以及钟鼓乐楼皆备焉。殿上塑龙王、轩辕、梅葛二仙、鲁班、夏公，金碧雕垩，神灵赫濯。自今以往，和风甘雨，以生以畅，民物咸遂，神功斯彰。既陈颠末，复赞以铭辞，铭曰：赫赫龙天，宏此亭毒。雨雨风风，相我耕凿。出作入息，浑忘帝力。时循太平，民安怀葛。无取滋黩，矢事祷祝。予之记言，丰于饶舌。布施芳名，寿斯贞石。
代州儒学生员解景云撰
阳曲县杨维林敬书
河曲县贡生邬宝题额
（蒙古）海宝、复成玉、公顺园、李光明、李海、复盛园、尹震威、董文锦、德盛林、广泰园
大清光绪元年岁次乙亥九月吉日立
备注：
1、《小记》和《碑文》见日本人菊地清《包头之蔬菜园艺农业灌溉》一书。
2、《小记》和《碑文》系郝秉忠辑录。
3、《小记》和《碑文》最早刊于《东河文史（第二辑）》（1985年）。
4、原文为繁体汉字，辑录时改为简体字。
5、原文无标点，系辑录者所加。
6、康熙五年，即公元1666年；光绪元年乙亥，即公元1875年。
作者简介：徐麦涵，1989年6月出生，内蒙古包头人。南昌大学宗教学硕士、南昌大学历史学博士在读，包头市南龙王庙住持、内蒙古道教协会副会长、包头市道教协会会长，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东大鼓）传承人、东河区曲艺家协会主席，包头市本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背时

有记录就好！

高嘉淇

66666

市民戊戍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