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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包头的回族，它的形成和源流一直在回族群众中流行着一些传说，但没有史料记载。我们最近在走访了几位回族老人，做了些初浅的调查和研究，可大体推断回族来包定居的时代、原因等。现整理如下，供包头研究回族史料工作者的参考。
先谈回族的源流
我们没有找到有关包头回族历史的史料记载，只好搞些实地调查。调查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力求找到些可靠的证据。一是先查清“清真寺”是何时建造；二是察看和分析回民坟地石碑的碑文。因为过去回族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对回族人民来说，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纯真信仰，而且包含了社会政治制度和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并且渗透在回族人民日常生活中。回族人民从出生、结婚、丧事都必须同宗教发生关系，履行严格的教规。食肉时，牛、羊、鸡、鸭必须经“阿訇”屠宰，等等。在漫长的历史中已成为回族人民风俗习惯的特征。所以回族人民的定居同建造清真寺、沐浴室、请阿訇密切相关。考查清真寺的修建、结构、规模，可较科学地推断回族的定居情况（年代、人数）和经济情况。同时考查回族的坟地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可以达到相辅相成的目的。包头回族人民设立坟地的形式，是公坟制，它继承和沿袭了阿拉伯信奉伊斯兰教民族的习俗。从这两个方面考查的结果看，基本上弄清了回族人民定居包头的早期情况。
以前有一种传说：“乾隆三年，有古北口总兵马进良（回族）奉旨督率所部兵马（兵中回回多）前来包头驻防，传说因有战功，乾隆为了安抚军心，传旨在包建立清真寺”。这传说在调查中还未找到依据作证。
另外，包头回族中流传着“先有王、白两家，后续常家”的说法，意思是说姓王、白的来的最早，只有口碑资料，说不清是何年从何地而来。包头清真大寺原有多块匾额和石碑，可提供较充分的证明，但“文革”初期，遭到严重的破坏，现仅存三块匾额，一尊石碑是（大清光绪二年）的。三块匾额是乾隆三十八年一块，大清道光岁次甲午的一块，一是民国二年的。其中一块匾幸好是表明建寺年代的。这块匾额正中的大字“清真大寺”，旁刻清乾隆三十八年建立字样，尽管该匾正文和建立年代的书法字迹不像一人所写，而且有明显的修补痕迹，但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谁修补的？为什么要修补？只好就事论事的依靠它做资料研究。这块匾清楚地表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一七七四年）建立了包头清真大寺。至于谁负责筹建的，规模如何，耗资情况，没有只文片纸记载。有的老人过去听说初建时，仅建造了土木结构的大殿五间，沐浴室三间，阿訇用房两间。（关于建立清真寺，扩建的详情另文再叙）。这个传说，基本符合当时定居包头回族人数不多，经济力量单薄的客观实际。当时包头有多少回族没有文字记载，就是汉族的人数也是后人推算而得。
乾隆三十八年，包头的回族约为四十户左右，一百七十多人。历史上回族人民约占包头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到五。此外，从坟地规模、碑文可见的情况，同上述回民定居、建寺的年代基本吻合。包头回族人民最早的坟地是现在东门外，东脑包西北半山坡上。共三块，三片相连占地约四十余亩。老人们说是三次购置，西边一片最早，约十余亩。这块坟地，多数坟基没碑，无法考证。尚存的碑有些是沙石碑，年久风化，字迹不清。字迹较清，时间较早的有七尊碑，但不是最早的坟基，还不能作依据，因为有坟没碑。这七人均出生在乾隆年间，故于道光年间。七人中，马腾云生于乾隆二十二年，杨发清生于乾隆四十九年。可否把这些人视为最早来包定居的呢？还不能准确断定，但依此可推定包头回族是乾隆年间就定居了。这七人终年最大的八十一岁，最小的五十岁。从碑文看这七名故者，他们在“归真”（逝世）时在包有的有弟弟，有的有儿子、侄子，有的还有孙子辈，也就是说他们终年时，在包不仅定居，而且娶妻生子，繁衍生息，已是众口之家了。到了道光年间，已是世居包头的三代回回了。据此，可以断定回回在包头定居是乾隆年间的事。包头有了回族，也就有了伊斯兰教。
乾隆三十八年建立有礼拜大殿，有沐浴室的清真寺一事，表明当时包头的回回三户、五户或十户八户，人口少是没力量，不济事的。这七人中有马姓两户，白姓两户，王姓一户，杨姓一户，陈姓一户。“先有王白两家”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常家则是同治年间落户的。最早的七户，是来自山东武定、济南府武清的两户，直隶宣化两户，正定府荣城县一户，沧州一户，保定府曲阳县一户。
包头的回族是山东、河北两省来的最早，这是无可怀疑的。当然以后也有不少河南、京都、顺天府的回回来包，那就较晚了。山东和河北的回族在落户前，来包活动的历史可追溯到乾隆初期。当张家口、归绥已经形成为重要的内地汉族和北部边疆的蒙族进行贸易的东口和西口后，而包头当时尚无行政建制和税捐关卡。但包头又位居伊盟、巴盟和乌盟部分旗的交汇处，要销售和运出数量可观的牲畜，便逐步成为又一个以牲畜、皮毛为主的贸易重镇。内地人前来贩卖以马、牛、羊为主。河北、山东、京都的部分回族出西口来包头找货源，以贩卖牲畜，维持生计。他们一般是春天来购马、牛做耕畜、驾辕畜力之用，秋天来购菜牛、羊群供屠宰食用。他们从大同，经左云、右玉，出杀虎口到和林、归绥而包头。归途时，雇人或自负“跑趟子”把牲畜赶到丰台（道口）装车运回。有的销在京都。这样每年两次来往，逐渐定居。但这样来包的为数还不算多。
乾隆中期，直到嘉庆初期，因河北、山东部份地区屡遭自然灾害；例如，嘉庆六年相当多的人是在两省大雨成灾，黄河泛滥，也有年份则是干旱成灾，而不得不外逃。有的出山海关闯关东渡荒，有的回族则长途跋涉出西口米包头落了户。如山东X庆县陈家堡，年仅二十一岁的陈仪，就是在嘉庆六年水灾后携带老母来包的。从宁夏、甘肃、陕西地区来包落户的则较晚，最早的是嘉庆年间，从坟地碑上仅发现一户常姓上有“庚生拾年六月二十八日卒于包头”。到道光，咸丰年间渐多，来者多是商贩，顺河路而来，陆路亦有，系经营和销售皮毛、药材为大宗，盐、粮次之。回脚则购布，煤油、洋蜡、火柴等日用品。这些跑行商者，生活条件较宽裕，有的在包买房置地，另娶妻室，原籍还有家眷。从西来包的另一原因是：同治年间，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西北回族人民纷纷举起反清灭清的起义大旗，浴血奋战，但最后均告失败，惟遭镇压。在此期间，从西逃来包头的回族为数不少，包括各阶层的回回，如祖籍宁夏、金积堡（马化龙的基地）的丁家（丁茂的老人）越城逃来包头，王四（王永兴阿訇的祖父）宁夏灵武王家大庄人，是个有文化的，颇有名望的人。同治十年，马化龙失败后被杀害，其子王静槐阿旬来包谋生。上述东路、西路来包的时间和情况就是形成包头回族的较早来包源流。
回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是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民族，对祖国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来包的回族人民同当地的蒙族、汉族人民共同开发了包头，建设了包头，发展了包头，共同谱写了包头的历史。
回族聚居于包头北梁一带，如寺梁、清真寺巷、马号巷、复美成巷、东营盘梁，大仙庙梁、真武庙梁、官井梁、瓦窑沟、榆树沟。为什么较集中聚居于北梁一带呢？其原因大体有三：一，包头最早形成的村，是东河村，最早来的是山西代州的农民，故称代州营子。最早的蒙族巴姓居住于召拐子街一带，他们选择这些地区是因饮水、用水方便，代州营子和召拐子街是沿水道两侧而建，刘宝窑子、转龙藏的泉水顺流而下，便于耕耘土地和饲养牲畜。回族人民也选择距水较近，高梁又不易水淹，紧靠蒙族居住地而建住宅是自然的。另有说法是；山东、河北因水灾而外逃，来包居住选择山坡，避免水灾。清真寺建在回族人民居住的区域，便于完成宗教功课，而后来的穆斯林又要围寺而居，这是形成“大分散、小集中”居住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杂居不仅因生活习惯不同易起纠纷，旧时在民族压迫时代，少数民族散居，常遭侮辱，集中居住，则利于本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来势力的欺辱。三，为经营牲畜而来的或逃荒来的，生活贫困，买地租佃，坡地价低，所以选择了坡梁、沟地并由东向西发展，逐渐形成了居民区，而且是包头较早的一批居民点之一。
关于包头的回族户数和人口，清朝历代没有记载。原绥远通志中，也仅有全省的户数、人口数，对包头不仅没有回族的数；就是汉族的也没有。以后是有关人员，根据当时的情况推算而得，不很准，这里引用（见包头人口）供参考。
列下：
乾隆五年（一七四0年），包头的户数是七十，人口为三百五十人。这时回族有多少户，多少人无证可考。
乾隆五十年，总户六百，三千五百人。这时回族已定居，而且有力量建立清真寺，推算已有三十三户到四十户，人口一百七十人。
道光十一年（一八三四年），总户一干五百户，人口一万零四百九十人，回族一百零九户，五百零四人。
同治九年（一八七0年），总户二千八百，人口二万五千人，回族二百五十四户，一千九百五十人。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总户一万三千九百四十一，人口六万八千零九十四人，回族七百五十七户，人口三千四百人。
清朝期间的包头回回民族
乾隆初期的包头，蒙族已由放牧的驻牧领地逐渐进入半农半牧的经济状态，由游牧转为定居，汉族农民移来定居开荒耕种的人逐渐增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吸引着贫苦的山西农民。商业也在迅速发展，因为牛、羊货源充足，牲畜交易日趋兴隆，回回民族善于经营性畜的才能大有用试之地。“跑桥”（牲畜牙纪）行业也出现了。以后，经营皮毛、养驼、饮食业相继出现，但多是本小利薄或根本没有资本的小商小贩，多数是手推、肩挑沿街叫卖。这时人口也不断增加，道光年间已超百户，人口近七、八百，清真寺五间大殿显小，群众集资翻建了清真大寺。同时由于水旱码头的兴起，经营皮毛、药材的回族商人和回族船工其中有的在南海子安家。到了嘉庆和道光年间出现了“公行”和“大行”组织，在它的影响下，回族人民以“德胜社”（肉行）、“清真驼社”等形式开始搞起松散的、群众自发性的组织。先后出现回族开设的供牲畜商贩居住的店，留人并可圈牲畜。有三和店、太平店、四盛公、复兴玉、三成马店等。
这里顺便提一下，从山东、河北、河南来包的回族群众，大都从小有习武的传统，几乎是代代相传，传说祖辈是元朝回回兵勇，都学过各种武术。以后，他们一面为了锻炼体魄而操，一面是在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情况下，为了自卫而练。包头的回族做为传统的习惯，至今仍有些人练武踢腿，是继承和提倡的良好习惯。
清朝嘉庆十四年（一八O九年）将包头由村设镇，遂将巡检衙门移设包头镇，但盖房、开垦、买卖均较自由，所以商业发展较快，穷回回容易糊口，西口外颇有吸引力，又加同治年间，陕、甘、宁一带回回民族纷纷举义旗反清，清朝当局残酷镇压，在包头的清官吏，惧怕回族起义军袭击包头，便在包头筑墙在防范的同时，对回族实行歧视和压迫政策。由于这一政策的影响，群众中不断出现歧视、侮辱回回的事件。
常大耗牛大闹代州营就是一例：代州营子是清乾隆年间从山西代州来的农民定居点。传说同治年间，回民受欺，有的富户不让回族商贩去代州营子卖牛、羊肉。每逢前去，他们就起哄谩骂，借机挑衅、污辱，出现民族之间的歧视和隔阂。一次，回族小贩常大耗牛推着一个轱辘的手推车进村去卖肉，他们又像往常一样，招来一些人挑衅，常毫不退让，便将地畔碗口粗一棵小树拔起自卫，挑衅者见事不妙，纷纷离去。至此，群众送给这个力大无穷的人，一个外号——常大耗牛。这一壮举打开了一条自由卖肉的生活之路。那么常大耗牛系何人物，他的后人们说：常大耗牛是山东农民里旗军领袖宋景诗的兵勇，先在归绥，后来包头定居。此说一直无法证明。恰巧，内蒙日报一九八四年九月二日，署名何建华发表了《宋景诗晚年在呼市》一文，这一传说也就事出有因了。报纸所载情况如属实，那么常大耗牛来历的说法，可成为事实了。常是山东德州里外的人，确和宋景诗是同乡，宋景诗起义，农民中也确有不少回回兵。
牛桥上的人命案，也是当权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的结果。光绪年间，包头的回族，从事牙纪行业的人数，不断增加，但有钱有势的人，不仅霸道而且歧视、欺侮回族。当时有个姓张（汉族）的独霸桥头，妄图拢断牲畜市场，不许回族在牲畜交易市场——牛桥栽桩、立柱。回族商贩，尤其是卖主不能进桥，因为没有桩子、柱子不能拴牲畜，无法进行交易，这是牵涉到生活的大事。一天，回族牙纪白X元据理力争，遭到张的辱骂，在场的群众，敢怒不敢官，白X元同张交手后，群众一拥而上，张的几个儿子也大打出手，形成回、汉聚众打架的事件。在混乱中，回族马二楞用刀向魏老二砍去，当即把魏砍伤，后不久死去。传说马亲去投案，但包头无权审理，衙门便派衙役押送马去太原定刑，行途中，衙役暴病身亡，马本人带着文书前去太原。传说未判死刑，以后放回包头了。这以后，牛桥允许回民按桩、设柱，这样在牲畜交易市场，争得了交易权和生活权利。
民国期间的包头回族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统治，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政权很快被军阀、官僚所掌握，使革命遭到失败。回族人民，渴望民族解放的愿望落空了。但辛亥革命对包头的回族人民，在某些方面有一定影响。如：一九一一年，北京成立了“回教促进会”，影响所及，包头也成立：“回教促进会”，办公地址，设在清真寺学堂院内。第一任会长王益卿河南人（回族），第二任会长韩赢仙（回族），第三任是王同恩（回族）、吴德英（回族）。“促进会”的口号和倡导，有些是带有革命的、进步的色彩。比如：提倡办学堂、兴教育，振兴民族等。对于长期政治 上受压迫没地位，经济上受剥削，贫穷落后，文化教育上遭愚昧的回族人民是赞成的。受到一些回族中有识之士的响应和支持。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动员群众集资，于一九一三年，办起私立清真学堂，尽管初办只有一个班，确是包头回族人民第一次有了学校。
“假革命”的传统应予纠正
一九一一年，同盟会员郭鸿林在包头活动，当时五原厅同知樊恩庆寄居包头，樊在包头回族群众中，特别是中上层人士中，印象较好。他在阿訇、乡老中散布都是假革命，并通过王益卿（回族）、韩继清（阿訇）在“马号”以设宴招待为名，设下秘密陷阱，布置赵三三（回族）、牛腿炮（杨姓回族）在客人入席后，当牛腿炮说声“端”（指上菜）为暗语，由对面早已埋伏好的兵勇，向毫无准备的郭鸿林等多人（有的说十余人）开枪射击。多数当即死亡，只有一人越墙而逃。当时，造出舆论是打假革命。这不是假革命，而是真正的辛亥革命者。但包头回族中，至今还受樊影响，流传着杀假革命的讹传。应予平反，恢复革命的名誉。逃出的那个“长毛子”，不久返回包头，传出“长毛子”要杀回回。包头的回民弃家逃至后营子、鸡毛窑子等地躲避。
在这以后的包头，是很不安宁的。民国元年，山西军阀阎锡山所属军队来包。民国十三年，包头又归冯玉祥西北军管辖：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张作霖的奉军占包头，以后又由山西管理，连年军阀混战，上匪遍地，灾年不断，人民不安，生活很苦。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族共和”和民族平等的主张，军阀、官僚和以后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没有真正实行过。蒋介石公开讲：“中国只有汉族，其他民族都是汉族的大小宗支”。把回族叫做“宗教信仰不同的国民”。一九二七年，回族发起组织“中国回民公会”时，被国民党当局改为“中国回教公会”就是一例证明，只承认“教”，不承认民族。不久，包头成立了“包头回教公会”，会长是杨立堂（回族乡老），副会长王德润（回族）、景泽甫（回族）直到日寇侵占包头为止。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寇侵占了包头。日寇占领包头的八年，是包头回族和各民族人民被奴役、压迫、蹂躏的八年。
日军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侵占包头的，第四天就发生了惨杀回族 青年沙尔旦、何文章的事件。经过是这样的：日寇侵略军数人，乘车去“马号”拉运国民党临逃前留下的物资，有三名日军士兵，放下汽车就窜到回民聚民区的寺梁街一带，巧遇马伴女（沙的妻子）出门倒土，她发现日军后，立即返回院，关了大门，日军见关了大门，便越墙上房，跳入沙的院内。原在街头观察日军动静的穆涛等青年多人，（因穆等习过武艺，腿脚功夫尚可），不顾安危，扑向日军，他们有的脚踢拳打，有的用砖头、石头打，日军便逃跑了。穆涛也迅速离开现场，分别躲藏起来。出事时间不长，沙尔旦回了家，刚到家，日寇大队人马出现在寺梁头附近，严严实实包围了寺梁街一带，日军不问青红皂白将沙尔旦绑走，拉到日军司令部毒打，当天下午便拉出东门外，先用刀捅，后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沙尔旦惨遭日军杀害，这是日军进包头后，对回族人民所做的第一件暴行，欠下回族人民的一笔血债，铭刻在包头各族人民心中一桩深仇大恨。
事情尚未了结，出事后的第二天，日本侵略军以这里“胡子大大的有”为由（胡子意指土匪），配合伪蒙古军骑兵第一师所属部队，沿寺梁一带街头巷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准备继续镇压回族群众，并在街头，架设了几挺机枪，声言要用天炮轰平回族居民区。顿时一片白色恐怖气氛笼罩着人们的心头。回族人民担心事态不断扩大，遭受无谓的牺牲。大伙儿商议后，众推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丁冠英先生出面，找商会、维持会的负责人刘澍等人，刘等又找日军司令部说情，经过这样一番周旋和努力，日军总算答应撤兵，但凡包头回族，必须在门头上贴“肚娃”（阿文写的），虽不是什么节日，但出现了家家户户贴“肚娃”的怪事。
事隔近半个世纪了，但穆涛、沙尔旦的英雄行为，还流传群众中间。对日军侵略者的深仇也未忘掉。
成立回教支部和回民青年学校
日本侵略者占领包头后，不久，为了拢络和统治回族人民，实施“以回制回”的手段。于一九三七年冬，正式成立了包头回教支部，支部长是杨立堂（回族）、副支部长是吴懋功（回族），秘书沙世龙（回族）。三九年四月，杨逝世后，支部长是吴懋功，副支部长杨万里（回族），日本顾问是七岛。回教支部隶属伪蒙疆回教联合会。实际是日本在包头的特务机关领导和控制。这个组织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才终结。
一九三七年冬，由化名马信德的日本人（日名干治），负责筹办成立了包头回民青年学校。校长是马逸座，顾问是峰岸尺八，共办了七期，四二年底结束。
一九四一年，还成立过包头回民青年团，是以举办学习为主的群众组织，四二年以后自行流产。
一九三九年，日本侵略军准备进军大西北时，由马信德（即日入千治）出面组织了甘、宁、青回教支部，支部长是魏XX，还有何肇（回族）、马成计（回族）负责，办公地点在瓦窑沟X号院。五原战役后，日军侵略我国西北的野心受挫，这个组织也就无人问津，自行消失。一九四O年后半年，又成立了西北保商团，委往蒋辉若（甘肃入）字文焕为保商团督办，拥有招募兵丁三百余人。日本投降后，蒋定为汉奸被扣，后死在狱中。
在日寇统治包头八年中。更加突出“回回人路窄”，经济落后，除了屠户、跑桥、经营皮毛、驼业、饭食业外，再无出路。原来从事皮毛、贩卖牛、羊等行业，都受着严格的管制，“皮毛一动百业兴”的局面，顿时冷落下来，水旱码头也随之萧条。其原因是：西北地区国民党管区和解放区的皮毛、牛、羊不允许来包，从事这些行业的包头回族群众的生活受到影响。而日本人，又把皮张，驼绒、牛肉列为战略物资统购，并由“包头回教支部”的情报股出面实施着严格的监督和管制。日本侵略军，既要限制同西北的来往和经商，怕人家利用经营搞情报，又需要皮毛、肉类作战略物资，权衡利弊后，他们采取了在严格监视下，允许经营活动的政策。有时还把人配进商队中专门收集情报。因此，往西北宁夏方面去的驼路关卡林立，受到严格的检验，他们尤其注意从宁夏来的驼队，从数量到货物、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回族养驼从事运输的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拉驼跑买卖，常常因为嫌疑被打、被关、被没收物资。
下列：
资料来源：昭和十四年十一月厚和豪特西北研究所西北丛书第一号（包头概况）。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接收了包头，他们对待国内少数民族奉行着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同时他们利用回族内部的军阀官僚、大地主统治、剥削回族人民。还利用教派，制造民族内部矛盾。在各民族之间，他们挑拨关系，制造民族之间的纠纷，达到统治的目的。
一九四五年，他们在原“回教支部”的基础上，组成了“中国回教协会包头分会”，属于“中国回教协会”领导，第一任理事长是李长青。不久，改为王质武，副理事长吴佑龙。该会的宗旨实行“戡乱救国”，促进回民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什么叫回教协会呢？这是国民党不承认回回民族是一个民族，把回族叫做“宗教信仰不同的国民”，正好说明，国民党政府的当权者，是不折不扣的地道的大汉族主义的制造者，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所以全国上下均称回教。回教也仍然不得安宁，出现“大教”，“小教”之称，所谓“小教”系指回教，亦含歧视之意。“回教协会”是个群众性组织，有的地方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管理伊斯兰教和回族人民的工具。但也为回族办过些好事。如一九四六年，在“包头回教协会”的倡议下，回族中的知识分子，在回族和伊斯兰教界人士的支持下，积极筹办了私立崇真中学，办学时间不久，班数、学生数不多，但使回民有了上初中的机会，校址设在清真大寺后院。解放以后，于一九五一年与绥远土默特旗中学合并，改称绥远民族中学。
包头回族聚居区设置行政机构的简况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平绥铁路修至包头，通车后，商业不断扩大，人口逐步增加。国民党为了加强行政管理，把包头设置厅改为县公署的同时，设置了“街”的组织。回族聚居区北梁一带，设特别街，街长王兴隆（回族）。民国十七年王兴隆去世后，选丁福（回族）为街长、副街长陈俊（回族），办公室设在清真大寺后院东正房。民国二十二、三年，又将七街改为七镇，回民聚居区的特别街，改为天方镇，第一任镇长丁福，第二任陈俊，第三任是杨万里，副镇长白玉祯（回族），第四任是王林、副镇长白荣（回族），第五任底有清（回族）。以后，七镇合并称统合镇，镇长刘澍、副镇长底有清（回族）程培基。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改区，全市共设五个区，第一区（是回族聚居区）区长丁福、副区长贾满珠（汉族）。四六年，区长改为常兴（回族）、副区长贾满珠。四七年，区长是李芳（汉族）、副区长陶仲文（回族）。直到四九年，绥远和平起义。
包头的回族人民，从这块土地上落户定居，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政治上长期受压迫，虽然成立过什么“回教促进会”“回教公会”“回教支部”“回教协会”，这样协会，那样公会，喊过革命的口号，但丝毫没有改变回族人民的地位。回族的工业和商业资本也极不发达，没有现代化工业和产业工人，一些手工业也十分落后，多数是从事小商小贩，长期没有改变串街头、卖夏瓜、皮毛行、宰牛羊、拉骆驼、养奶牛、当牙纪、办饭馆的景况，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的状态，过着极其贫困和艰难的生活。由于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文化教育也得不到发展。虽然有些回族和宗教上层提僵回旅教育，也办了私立小学、崇真中学，但因设备条件和群众的经济困难，上学的不多，学二、三年中途退学。直到建国前，在有五千多回族人口中，仅有大学生三人，初中生五人，小学生也屈指可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处在文盲或半文盲状态。
资料来源：《东河文史（第1辑）》，原标题《包头回族史话》，作者：穆莎。
资料整理：黄翔，网名“阴山小虫”，包头市本土文化研究中心 秘书长、包头九原博物馆 理事、包头烹饪餐饮饭店行业协会 副会长。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尝百般滋味。
来源：黄翔的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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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6 09:0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