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久冰 |《也说文人相轻》

米都

上图 当年，相轻的文人之一、二，鲁迅，苏雪林。看得出，他(她)们的眼角眉梢上写满了文气、人气

“也说”，是说涉及文人的话题，应该由文人圈里的文人来说才合适，像我这样文不成、武不就的社会闲散人员来讨论这样有文化的问题，似乎有些自不量力。不过，就我观察，文人们多在忙着文心雕龙、文章千古事、文以载道、文武之道、文治武功、文过饰非、文化宣传、文人无行等大业，闲暇时也互相“相轻”，但就是不屑谈“文人相轻”这样的浅薄话题。自己作为文人圈的局外人，就如戏台下的观众，有时反而更能看清台上的情景，甚至还能窥得见剧情以外的一些花絮、花边。如此，“也说”一下文人们的相轻，似也无妨。

一

也说“文人相轻”，当然先要厘清“文人”是什么。查《现代汉语词典》，[文人](名词)读书人，多指会做诗文的读书人:~墨客丨~相轻。词典里所举的两个“文人”的例子，似乎都有些贬义。这大概倒是符合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虽然，在中国，官与民对文人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官本位作为正统的中国，当然是官家对文人的看法占主导地位，文人顶到头，最多也是“御用文人”，或“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民间则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说，我估计，这也是文人自己编出来的，聊以自慰罢了。

既然，在国家的通用工具书中，文人这个词不被待见，可否推理，文人在国家体系中大概也被相轻？倘若是，我猜想，文人相轻大概就是文人被相轻的国情所衍生出来的一种通病。

不过，在我眼里，对文人还多是仰视。我概念里的文人应该是学问高深者、思想深刻者，如苏格拉底，如孔子，如罗素，如鲁迅，等等。

“相轻”，按字面意思，应该是互相轻视，互相瞧不起对方，或者，各自意见相左。

二

了解了“文人”，了解了“相轻”，对“文人相轻”就好理解了。

我觉得，文人相轻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外国的文人在官家眼中是否也那么下贱、是不是相互也相轻？因自己闭门锁家久矣，不知地球，遑论外国？这里的文人相轻，就只能说说中国的文人特别是自己所知道的中国文人。

中国历来有文人被相轻的传统，古有焚书坑儒，今有臭老九。这是大势。大势当然属客观因素。既然官家可以大张旗鼓地相轻文人，为什么文人之间不可以互相相轻呢？就如主人不高兴时可以随便打狗，那狗与狗之间为什么就不能互咬呢？此其一。

其二，中国有俗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应该是文人相轻的又一客观因素。首先，文有不同文体，如李白的诗与韩愈的散文比，哪个是第一，这确实不好说。即使同类文体，因作文的对象、内容、选材不同，也很难较出高下，如李白的《将进酒》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谁是第一？不好说。不过，李、杜之间，倒是互有评价，只不过，他俩不是相轻，而是相重。李白与杜甫之间的忘年交，已成为流传至今的文坛佳话。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李、杜应该是并列第一。

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就是扬李抑杜。而缪钺先生在诗论中，就多处推崇杜甫。

文人相轻，更多时还是文人以自己的主观认知来相轻他人。

如现代文学史上，创造社及其成员与太阳社及其成员之间的相互攻讦以及创造、太阳二社及其成员与鲁迅之间的争吵，主要原因就在于不同人的观念、认知互不相同所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三观不同所致。还如三十年代文坛发生的“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口号之争，更是左翼作家间的内斗。有趣的是，在鲁迅逝世前，好像哪一场论争里都有他的身影及声音。这也说明，谈及中国现代文学，扬也好，抑也罢，好像都绕不开鲁迅。

现代文学史上，文人相轻的活跃期，大致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鲁迅生前的二、三十年代，另一个阶段是抗战胜利前后，国共已明显分道扬镳的四十年代。

三十年代前后，如鲁迅与林语堂、梁实秋、陈西滢等人之间的论争，多属文人相轻的范畴。有趣的是，这些论争中还走入一位女士___苏雪林(1897~1999)。有人戏谈，鲁迅骂苏雪林不过十年，而苏雪林骂鲁迅长达一辈子。这一辈子可不是闹着玩，鲁迅死后，苏雪林又活了63年，可谓长命百岁，至102岁临终前还骂。看来，长寿也是相轻他人的重要条件之一。

另一个阶段，上世纪四十年代，这阶段的文人相轻，以郭沫若发表于1948年的《斥反动文艺》形成高潮。郭将反动文艺形象地比喻为五种颜色:红黄蓝白黑。红，即桃红色，隐喻色情，这里郭点了沈从文的名;黄，即赤裸裸的黄色文艺;蓝，国民党有蓝衣社，国民党党旗也是蓝色的，指站在国民党一边的文艺，郭点了朱光潜的名;白，指无色并杂色，泛指革命文艺以外的一切文艺;黑，如鸦片的颜色，指帝国主义买办的文艺，郭点了萧乾的名。郭与几位被点名的文人，既是文艺观点的不同，更是政治观点的不同，最是人生态度的不同。从文章题目看，郭已为被相轻的文人定性“反动”。实际上，这次的文人相轻，已为1949年后一边倒的“文人单轻”吹响了前奏。

总的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相轻的文人，还都是些真文人，即使后来被多人诟病的郭沫若，其人品走向是另一回事，从读书、能诗文、有学问的角度看，郭无疑是文人。

那时的文人相轻，无论怎样“相轻”法，基本还是文戏文唱。

相轻的文人们大体有几类。一类是有真才实学，有真思想，也有真脾气、真性情，如鲁迅，如傅斯年，如陈寅恪，如闻一多，如苏雪林，如张爱玲等人;另一类是有学识、有主见、有思想而无脾气或有涵养，如蔡元培，如林语堂，如胡适等人;还有一类有学识还有明确的政治取向，赞同文艺为政治服务，如郭沫若，如吴晗，如丁玲等人，等等。那时相轻的文人，因为真读书，因为有真学问，因为真有独立的思想，文人就有人样。

三

1949年后，中国已跨入当代史。当代文坛的文人相轻，实际上已成为了一边倒的批判会，已经将“文人相轻”演变成了“文人单轻”，只允许一方轻视另一方。如批电影《武训传》、如批胡适、批胡风等运动。特别是反右派、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运动，更是官方利用现在的御用文人去击打已抛弃的各种人(包括文人)。这时的文人已大体分为五类，一类是有学识还有思想，但已被迫成为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者，如胡风、沈从文、朱光潜、肖乾等人;一类是有学识、有思想，在高压下努力保持独立思考但吃尽苦头甚至丧命者，如陈寅恪，如顾准，如聂绀弩，如林志翎，如张志新，如遇罗克等人;一类是有学识，把思想掩藏在学问中，或智斗、或逃避、或苟且偷生，如钱钟书夫妇，如张中行，如许渊冲，如王瑶，如王蒙等人;一类是被招安御用的文人，如梁效、罗思鼎、石一歌等一众及周一良、冯友兰、杨国荣等人;一类是有知识、有政治野心，专门整人者，如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当代史上相轻的文人们，或主动或被动或无奈，已都破了人相。

四

即使在提出改革开放以后，文人相轻的戏码也并没停歇。如八十年代初的“清污”运动，九十年代兴起的所谓“放弃革命回归学术”潮流以及所谓坚持“二为”方针还是坚持“双百”方针之争，等等。如刘宾雁、如王若水、如白桦等文人的被相轻，本质上就是一方说了算的“文人单轻”。或者，可以相轻他人的“文人”，已变成了持枪的“武人”。

今天，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文人”与“相轻”也都赋予了新的内涵。官、商、文已相互交织，从载体上看，政治、经济、文化已经可以互相渗透、转换，相轻的主体，可以官、商、文三位一体。相轻的方式也由旧时的君子动口，演变为今日的或灭口、或告密、或人身攻击等新时代特色。借用一句时髦话，这种文人相轻，已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崔健说，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在今天，还有如鲁迅那个时代的文人吗？还有会做诗文的读书人吗？还有那种以知识、学问、人格为底气的文人相轻吗？我不知道。

五

既然，“文人”与“相轻”都已变了样，那么，在今天讨论文人相轻大概就无从说起了。要么在过气的朝花夕拾中相轻，要么在无关痛痒的准风月谈中相轻，要么在招是惹非的三闲二心中相轻，要么在不着边际的南腔北调中相轻，要么在略带粉红的花边文学中相轻，要么在自欺欺人的伪自由书中相轻……

既然已彷徨，那就对“文人相轻”这个话题，不谈而已。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回故乡去且介亭的咸亨酒店，就点茴香豆，叫上孔乙己，与魏连殳同醉。说不定，再过二十年，“文人”们真变成了一条条好汉，那时，再“相轻”也不晚。


202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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