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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位朋友感慨：投胎人身，来到世间，走上这数十年的短短一遭，于衣食住行之外，还该追寻另一种的境界，能够寄托心灵的境界。否则，与那些整日忙于觅食的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你有两块面包，你得用一块去换一朵水仙花。"
单凭这句话，我就敬佩了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
现代社会，知识越来越丰富、生活越来越优裕，信仰却越来越淡漠。人们手里拿着两块面包，还想要第三块面包，根本舍不得去换那朵能够引发哲思的水仙花，而是任由灵魂与精神慢慢枯萎。
乾隆年间，穆罕默德的信徒们辗转来到老包头，刚刚立稳了脚跟，便开始筹划修建一座清真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从出生到死亡都与清真寺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寺内阿訇那一天五次的唤礼声，是他生命中最熟悉最真切的召唤。
乾隆八年（1743年），北梁之上新建起的十间土房，开始回荡着阿訇宣讲《古兰经》的声音，从此，老包头的穆斯林有了自己的根。这十间低矮的土房，就是清真大寺的前身。
漂泊异乡，穆斯林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但他们宁愿自己多吃些苦，也要"散乜贴"（捐资奉献）给清真大寺。对于虔诚的信徒而言，精神是高于物质的，水仙花远比面包更重要。
道光十三年（1833年），在穆斯林王大兴和白可德的主持下，拆除了原来的土房，修建了砖木结构外跨卷棚的礼拜大殿，规模与气派在绥远地区首屈一指，被朝廷御封为"上品级的清真寺"。
此后，各地的穆斯林不断迁来，围着清真大寺，盖起了大大小小的院落，形成了一处独特的社区。日子，在悠扬的唤礼声中一天天过去，前来礼拜的穆斯林越聚越多，清真大寺显得局促起来。
于是，民国年间，老包头城内又陆续修建了几座清真寺：1913年，始建瓦窑沟清真寺，又称北寺；1922年，始建榆树沟清真寺，又称西寺，还曾叫做直鲁豫清真寺，后因陕西、甘肃两地穆斯林也写了建寺乜贴，改为陕甘直鲁豫清真寺；1932年，始建官井梁清真寺，因陈姓家族在建寺之时出资出力甚多，又称陈家寺；1938年，始建清真女寺，专供女性穆斯林进行礼拜，位于瓦窑沟31号院；1943年，始建甘宁青清真寺，又称为中寺，位于今天的胜利路东端。
光绪二年（1876年），在老包头南面的南海子，也曾修建了一座清真寺，主要为来往于黄河码头的穆斯林客商和船工提供礼拜场所。侵华日军占领老包头之后，黄河航运陷入一片萧条，该寺遂于1939年关闭。
如今，老包头城内的六座清真寺归宿迥异：清真大寺、瓦窑沟清真寺，在保留有当年主要建筑的基础上，又进行规模可观的扩建；胜利路清真寺，没有保留当年的建筑，在原址之上进行了重建；榆树沟清真寺，与房地产商置换了土地，移址重建；瓦窑沟清真女寺、官井梁清真寺，则在近年的旧城改造中拆除。
清真寺虽然少了，礼拜大殿的规模却扩大了许多，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前来礼拜的穆斯林。只是，每个星期五的主麻日，前来礼拜的年轻人日渐稀少。或许，水仙花的魅力，真的抵不过面包。
同样是面包，在东正教的弥撒仪式上，却象征着耶稣的肉身。
在那场有名的最后晚餐上，耶稣向门徒们赐食了麦面饼和葡萄酒，象征着他即将牺牲的肉体和血液。第二天，被犹大出卖的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为世人而受难与赎罪。
世人的罪啊，太过沉重，即使耶稣再次献身也怕无法赎得清。暂且不提那些无知的异教徒，就连耶稣的信徒们也分裂为三大派系——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彼此并不和睦。
甚至，在圣餐礼上也要发生分歧，东正教要用发酵的面包，而天主教要用没有发酵的面饼。
2007年的平安夜，我在官井梁天主教堂参加了一场弥撒仪式，由于是个外教人，并没有去领受圣体和圣血。我不知道自己距离上帝有多远，但我和上帝的一位忠诚仆人还是比较熟悉的，当晚主持弥撒的王神父，正是我的老同学。
上学的时候，就曾听他说起，他们家中三代人都笃信天主教，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来能成为一名神父。后来，他考入了宗教学校，便失去了联系。再见面时，得知他真的成了神父，派驻在老包头的官井梁天主教堂。
这座教堂，于1934年，由比利时神甫主持修建，哥特式的钟楼高高擎起了十字架，是虔诚信徒们心灵归依的地方。
比利时，一个远在欧洲的国家，却是包头天主教的拓荒者与启蒙师。清朝晚期，包头东郊的小巴拉盖村和二十四顷地村，常常出现在比利时教会的刊物之上，那里的教堂与神父，是传教业绩的典范，而王神父的家庭正是居住于此。
有一次，我前去天主教堂拜访王神父，恰逢他刚从国外游历回来。讲起在西欧各国的种种见闻，讲起被梵蒂冈罗马教皇接见的荣耀，向来沉稳的他，变得健谈与感性了许多。我能理解，也为他高兴，更希望他的教务欣欣向荣。
罗马教皇，受到了天主教徒的极大崇敬，却并不被基督教徒所重视。
基督教，是从天主教分离出来的改革派，不崇敬教皇，也不举办弥撒，他们甚至不承认神职人员是沟通上帝与信徒之间联系的必要环节，而只把他们当作是研习《圣经》的良师益友。
然而，它们毕竟同出一源，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外人常常无法将天主教与基督教清楚地区分出来。曾有人不无得意地对我讲，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基督教的牧师可以结婚，而天主教的神父则要把自己的终生奉献给主。
我把这个独到的见解转告了王神父，同时表示，我自己认为基督教就是天主教的简约化与世俗化。他听后，略一沉吟，微微笑着说："你讲的有些道理，但又不是真正的准确。"
那么，基督教又是何时传入老包头的呢？
光绪八年（1882年），瑞典传教士高理生随着商队来到老包头，租住在召拐子街的一人巷内。他在帽子上缀着一枚"宣传福音"的铜徽章，每日沿街布道，同时出售福音书单行本，一个铜钱就可买一本。这个操着生硬中国话的洋人，让老包头人惊异不已，曾有一度，把他租住的小巷唤做"洋人巷"。
光绪三十年（1904年），瑞典传教士阎德生来到老包头，开始创办宗教团体"协同内地会"。阎德生曾入中国私塾专门学习，讲一口流利汉语，写一手漂亮汉字，对中国人的文化与性情有着较深的理解，能够周旋于形形色色的人物之间。因此，他的传教事业大有进展。目睹了老包头学童教育的落后，他有了新的想法，筹款买下了吕祖庙附近张姓作坊院子，后院用以传道，前院兴办学校。最初设有两个班，后来增至三个班，开设圣经、国文、算术三门课程，学生多时达八十人左右。"传教要从娃娃抓起"，阎德生可谓用心良苦，却也真为老包头做了一件善事。
民国六年（1917年），阎德生在张姓作坊院子兴建大礼拜堂，成为老包头最重要的基督教徒聚会场所。这座教堂，后来被称作西堂，屡经扩建，日益壮观。2007年，驴友们骑行老包头之时，它还巍然矗立于北梁之上。然而，不久之后，为给乔家金街的兴建工程让路，迁往他处了。
1929年，瑞典传教士瑞闻生在今天的解放路东端，建起了一座大礼拜堂，因位于北梁礼拜堂的东面，所以称为东堂。这座基督教东堂很有特色，在欧式建筑风格的基础之上，融入了中国风，那个凤戏牡丹的大型砖雕，至今仍镶嵌于钟楼之上，引人注目。
1943年，在包头神召会（中华基督教会）贾子丰牧师的主持下，一座完全由中国人自己掌握教务的基督堂修建起来，位于西门大街的西侧。2002年，这座教堂又进行重建，拥有了可以容纳2000人同时礼拜的宽大空间，成为内蒙古西部地区最大的基督教堂，称作彼得大教堂。
世人眼中，总是先物质后精神的。一座辉宏的宗教建筑，吸引了人们的赞叹，也就在宏法的路上迈进了一大步。这恰恰符合了那个新潮的名词——眼球经济。
一天，偶尔读到一篇文章，讲述的是终南山中当代隐士们的刻苦修行。那些遁入深山的修行者，忍耐着清贫，忍耐着寂寞，坚守着心灵的虔诚。不受世俗浸染的信念，如磐石般坚硬。
如今，宗教与经济紧密联系，敛财手段日益娴熟，早已充溢出浓浓的铜臭味道。终南山那样的清静之地，又能坚守多久呢？
虽然如此，我还是相信，这个世上，总会有真正的信仰、有真正的信徒、有不灭的宗教！
终于，把老包头的诸多寺庙堂观粗略地叙述了一番，可以舒一口气，搁下笔了。
其实，在2007年底，我就已经给这些文字结了尾。没料到，以后的日子，又陆续搜罗到不少这方面的资料，偏偏这些资料又存在许多矛盾之处，于是进行比较、进行核实，不断修正原来的文字。再加上，庙宇本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拆毁的、有重建的，还有新发现的。因此，直到2013年的夏天，才算真正地收了笔。
当然，错误终究还是难免的，毕竟我不是什么专家，只是一个业余的玩家，真心希望有人指正！
最后，再做一份"老包头庙宇一览表"，好让这些冗长的文字，有一个简洁的谢幕。
写于：2018年2月
来源：黄翔的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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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8 08:36: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