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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史话:老包头的水深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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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1 11:13:59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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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西部区(原绥远省),包括包头市,自古以来就灾害频繁,综合起来有旱灾、水灾、瘟疫、冻灾等等。这是天灾。民国以来比天灾还严重的,就是兵灾、匪灾、毒品了,这是人祸。几种灾害往往是先后发生,互相影响,使人民处於水深火热之中。现择其荤荤大者记之,以见一斑。

一、旱灾

本地区十年九旱,出名的有:169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大旱,颗粒无收,到第二年春季,人们无钱买粮,把野草根、树皮都吃光了,甚至掘鼠为食,发展到人吃人。饿死的人太多,官府在北城外挖了一丈见方的五个大坑,把死尸往坑里一扔了事。当时看城门的人屈有福统计,一天就有七十多人扔到坑里。死人扔到坑里,野狗啃食死尸后,把人头、骷髅含到空地去(现在的萨拉齐电影院北果园西侧),铺满了一地,人称它为"人头地"。

民国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连续三年干旱,更是名震世界。据《绥远通志稿》记载:"民国十五年,全境苦旱,田禾多枯,又值大军过境,匪扰民逃,遂成饥馑之岁。民国十六年,春耕大半停辍,夏复大旱,下种之田秋收无望,又成饥年。""到了民国十七年,春夏大风无雨,农民无法下种,生活没有着落。"当时的国民政府赈务处编印的《各省灾情概况》载:"民国十七年入春亢旱……,萨拉齐、托克托两县其牛马骆驼亦皆烹食,有因挖食田鼠猫犬而致疫疠者,有因食苜蓿、疾藜而致病者,有因食树皮草根枯槁而死者不下数万人,逃往甘肃省外蒙古者约数万人。"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他在萨拉齐目睹的灾情做了具体逼真的描述:"灾区的景物,看了叫人毛骨悚然。一切生长中的东西好象给新爆发的火山灰一扫而光一样。甚至树皮也剥落殆尽,正在枯死中……垂死的人就坐在或躺在自已家门口的石阶上,快要完全失去知觉。这种景象到处可见。在一处地方,我看到一个全身赤裸的小孩子,他的手臂细如树枝,由于吃了树叶树皮充饥,因此肚子鼓胀如球。他摇动着他父亲的尸体,后者光着身子死在路上不久……。后来我又遇见了两位年轻妇女,她们瘦枯得象腊鸭一样。她们的肤色一个样,没有衣服可穿,干瘪的乳房,象抽出了东西的纸袋一样垂于前……。在我们访问的两个城镇里,在一年时间中,死去的人占全部人口的一半。死人那么多,因此就被掩埋在墙外浅沟里,并且很难找到有气力的人去挖沟。"(见斯诺的《我在旧中国十三年》)。

民国十八年,春夏滴水未落,禾皆枯死,夏秋之交,得雨尺余,赶种菜类,而立秋后大雨五日夜,山洪爆发,黄河亦决口,大小黑河混为一流。归(现在的呼和浩特)、包(包头)、萨(萨拉齐县)、托(托克托县)……十县悉成泽国,晚禾淹没,田产冲毁无算,见《绥远通志稿》。萨拉齐一带,"饥荒之象,遍布全邑,人民倾家荡产,十室尽成邱墟。城市鬻妻卖子,出口之品,以人为大宗,少壮妇女,作人妻妾,髫令子女,男为优,女为妓。晋冀居民,平津人贩相率来邑,娶妻贩人者络绎不绝于途。妇女值价二百元,童子十元,卖在本省与邑境者,价值尤低。兼以是年冬,大雪屡降,厚积数尺。气侯严寒曾在摄氏表零下三十余度。而灾劫游魂被冻以死者,又不知几何矣!……"。(见《萨拉齐县志》)。被卖到山西的人,雁门关是必经之路,凡从这里经过的人,都要到雁门关前李穆庙去瞌头。庙里的老道用"一粒豆子一个人"办法进行计算,从头年秋天到第二年六月,半年多的时间,积下豆子三斗半。当时在萨拉齐街上有一个集中出卖人口的地方,叫人市街,就是旧县政府前的和平街。

华洋义赈会的"救济"

1928年华洋义赈会,在萨拉齐城奶奶庙院和西街主持过两处粥场。清早,饥民们去排队的能喝到两碗粥。这些粥饭只给城里人吃,乡下饥民是吃不到的。斯诺先生在萨拉齐街头见到两位年轻妇女昏倒在村子的大路上……,他们把这两位妇女送到灾民营去,但这……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他们访问的两个城镇里,在一年的时间里,死去的人占去了一半。斯诺先生说: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是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摘《西行漫记》)。

穷人得不到义赈会的救济,地主和奸商却乘机大肆剥削穷人,大发横财。当时的天泰店、兴盛店、复盛店等,他们从大同等地贩米,一斗米买价七、八元,卖价高达二十六元。

民生渠的曲折历史

民国四、五年间,萨拉齐的热心人士就开始勘察渠路,民国十一年,又邀请五 原水利专家王同春来勘察渠道,拟由包头磴口村建闸开渠,由西向东,一百四十多里,通过黑河。

民国十七年,萨拉齐乡绅丁培基、于孔昭、杨作丹上书省政府,建议开凿民生渠。当时绥远省主席李培基、建设厅长冯曦积极支持。省政府决定以烟亩附加及平绥铁路赈灾附加款来筹建,不久,募集各县灾民七千人,于九月十八日动工。赈济款不足,省政府又派人赴京与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下同)接洽,於次年6月签订了修建"萨托民生渠合同。"合同主要内容有:

省府拔款二十万元。总会借垫二十四万元。工程另需款项不足之数,应由省府暨总会双方竭力筹备补充;款项都属借垫性质,由本渠水租等一切收入如数拨回总会。本渠工程及管理由总会设计。民生渠主干、支干及附属闸门、桥梁、梯槽、水坝等所用地亩,都由省府协助收用。

按照上述合同,经义账会正式派员勘察和做出设计后,当年又重新开工修建。

在开工以前,许多工程专家对民生渠的工程计划表示怀疑,义赈会总工程师塔德力排众议,愿对工程后果负责全部责任。

根据工程计划,全渠共需款八十万元,尚欠三十六万元,应由省府和义赈会共同筹集。民国二十一年冬,由民生渠水利公会向中国、交通、金城、大陆、保商五银行息借五万元。订明由民生渠全渠收入(即水租渠捐等)项下拨款偿还。

按照施工计划,干渠东西长一百九十五华里,分为五段。到民国二十一年冬,总计完成干渠长约一百二十余里,桥梁十二座,闸门五座。已开支渠十道,长约一百四十余里。桥梁七座,闸门十五座。

以上干支两渠共需洋三十六万二千一百八十二元五角。这是挖土方的费用。

计划在黄河上建一座挡水坝,因工程费用太大,始终未实现。

工程从开工以来,时作时停,主要原因是大灾之后,人口减少,加上工头剥削,生活不好。民工回忆说:"民工一到工地,不管饭量大小,每人每天给一升米,实际上两顿玉米渣糊糊,连半升也吃不到。"民国二十年春 为加快工程进度,请驻军七十师、七十三师抽拔兵士四千人参加工程修建。

按照原来的设计计算,工程峻工后,每年可灌地一百五十万亩。但到第一期工程完成后,只有五道支渠能够进水,其他各支渠根本不能进水。

民国二十一年冬,工程移交地方管理,组织民生渠公利公会,正式全面接管民生渠的工程和使用管理。地方用水组织是水利水社联合会。

不幸的是,民国二十二年春,黄河解冻,结成冰坝,河水出糟,冲毁闸门、支渠;随即伏雨连绵,山洪爆发,村落被淹,沿渠数十村的生命财产危在旦夕;黄河水又大涨,沿河堤坝冲塌多段,闸门亦被水淹;全部工程面临被毁掉的危险。幸而东段未完干渠于初夏开通,大量洪水顺渠排到黑河向黄河倾泄,使水势减弱,尚无大损失。

灌区农民未得水利而反受水害。因此,农民给民生渠取了个绰号叫"民死渠"。

建国前民生渠无效益。建国后,我们在这项浩大工程基础上,于1966年春天开始修建磴口扬水站,装机2500千瓦,提水能力每秒二十四立方,计可灌地四十四万亩。1972年,扬水站扩建,装机容量6380千瓦,提水能力为每秒五十立方。使一百一十六万亩土地受益。这仅是磴口到哈素海一段的效益。哈素海以下,还有多处扬水站,也有不少效益。

(本文内容主要依据《有关民生渠的一些补充》,原载《包头史料荟要》第十二期和《西北问题》季刊卷二,第二期《察绥专号》,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十五日版。原作者为褚绍唐、任友三。同时参考了《内蒙古磴口扬水灌域今昔》一文,原载《包头史料荟要》第二期,作者刘蓝青、富刚)改写而成。

二、水灾

包头地区虽然十年九旱,但也不时有暴雨成灾。公元1856年(清咸丰六年),五当召的一次洪水,冲开东西两道河堤,淹没的村庄有"沙尔沁,土合气、海岱、东园、鄂尔格逊、大小巴 拉盖、苗六营、大城西等",淹死村民二百多人。

民国十八年大旱之后,"夏秋之交得雨尺余,赶种菜黍……。而立秋之后大雨五日夜,山洪暴发,黄河亦决口,大小黑河混一流,归、包、萨、托等十县悉成泽园,晚禾淹没,田禾冲毁无算,未被水冲田禾,也经风吹霜冻,颗粒未收……。(《绥远通志稿》)

1925年(民国二十四年),包头、萨县又闹洪水,据包头县长王庆恩八月二十三日电称:"本县水灾,河西市区最重。榆林子乡、南葫芦头乡、大树湾乡、二锁圪梁乡、乌兰淖乡,水深八尺至一丈余,田禾房屋均被淹没。人民四处逃散。现在一部分难民用船救至南海子、二里半处收容。"省拔给五万元急赈洋买糜米。萨县县长陈应道二十五日电:"五犋牛窑新埝又被水冲二丈,抢堵经日,未获告成。"(载民国24年8月28日《绥远社会日报》)。

三、瘟疫

包头和萨拉齐地区属鼠疫流行区,它经常和水旱灾害先后发生。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萨拉齐毛岱村蒙古人马石带、福喜二人先后死亡,三、四天内,大约死七十人,推测为线鼠疫。

"1917年(民国六年),发生的烈性鼠疫较为严重,蔓延地区亦较广,包头城乡约死3710人。萨拉齐县计有七个区,六十四个村,死亡约一万五千人"。全镇各机关、军队都投入了防疫。美岱召大夫营子村共死100多人,以至该村无人居住。

1928年,民国十七年流行的鼠疫属于肺叶型并间有鼠疫败血症。早在这年三月一日夜,全县怒风怒嚎,翌晨两城门洞,鼠尸堆积,城门为塞。这次鼠疫先后在包头郊区东园村流行,该村张达先先病死,后其姐也死,其父又死。接着全村先后死亡五十二人。四月初一,毛岱新营子村柳四顷,突然发病头痛吐血 很快死亡,后全家人死亡,全村死亡三十三人。后又传到萨拉齐镇、三道河、六合庄等地。

1941年民国三十年,临河、五原县等地有肺鼠疫,共死亡400人左右。

(摘自《萨拉齐地区鼠疫流行史》载《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八辑,作者薛正三、王富)

四、毒品

包头地区毒品危害历史悠久,据记载:1912年,民国初年禁种,民国九年,绥远都统蔡成勋私允种植,冯玉祥来包(1926年)时,严禁种烟吸毒。日本统治时期,种植最多,遍及全境。1940年全县32400多户,种植者近一万户,全县14万余人,吸烟者达56960人,占40%。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名义上禁烟禁毒,实际上未做什么工作。建国后,开展戒烟运动,种植和吸毒才绝迹。包头镇情况与萨拉齐相似,1892年,光绪十八年开始发现种植大烟。先是试种,之后逐年扩大,吸毒者也越来越多。

民国23年4月8日,边闻社以"包头市上烟气薰人"为题报导说:据熟习包头市情况者谈,包头市出售熟烟膏之烟馆,计一百一十家,每日每家可平均销烟二十两,共计二千二百两,每两价以一元五角计,共洋三千二百余元。以每月计,约售烟土值十万元,到解放时,全市八万人口,吸毒的就有12000多人,制毒贩毒分子在一千户以上。

据记者李三林调查估算: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绥远每年产烟约四百八十余万两,烟民高达六十万,竟占全省人口五分之一,此六十万烟民为绥远社会上产生匪特、蟊贼之根源"。"回顾绥远之禁烟,非至根本着想,徒加重各县烟亩之罚款数量(种多者税轻,少者税重),殊不知种者日益增多矣!"。(载《绥远社会日报》民国24年5月26日)

上述所谓"烟亩罚款",指阎锡山搞的以禁烟为名,又鼓励种大烟的一种办法。

从1928年至1937年,阎锡山统治山西和绥远,为了筹集军费,便在绥远境内鼓励种鸦片(山西省境不允许种植)。那时包头有四个农业区。约有水地三十余万亩,至少有二十万亩种植了鸦片,平均每亩罚款为五元,每年得征罚款上百万元。萨县的水浇地,固阳的二阴地,鸦片种植面积也不少于原包头县的农区。估计收入不下数百万元。

日军占领绥远地区后,把种植地区扩大到雁北地区。雁门关以南和张家口以东不许种植。日本人禁止大烟走私,实际上禁而不止。“肛门队”就是走私者的一大发明。他们把大烟装入避孕套内,将口扎紧,放入肛门带到北京和太原交货主出售。狡猾的日本人和中国乘警发现后,就拉到厕所去检查,有些蹩不住的携带者拉出之后,就被没收。


来源:家乡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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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西部区(原绥远省),包括包头市,自古以来就灾害频繁,综合起来有旱灾、水灾、瘟疫、冻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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