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老包头的地图，渐渐发现，老包头的街巷名称很有些特别，大约三分之一是与寺庙相关的：吕祖庙十字巷、文昌庙十字巷、财神庙街、真武庙梁、大仙庙梁、关帝庙街、清真寺街、马王庙巷、三官庙巷、金龙王庙街……
小小的老包头城，从西门到东门只有2400米，从北墙到南墙也还是2400米。弹丸之地，竟惹得各方神圣纷纷莅临，可见，老包头人的心灵世界是多么得丰富与虔诚。
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的创始者都是外国人。不知道，这些神通广大的老外，是否也遇到了语言的障碍和人生地不熟的困扰，在老包头这方众神之地，他们成了姗姗来迟的后者。
最早到来的，是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龙王，兴云布雨的龙王。
博托河（东河槽）的西岸，曾经立有一块“重修南龙王庙小记”的石碑，记载着一座古老的庙宇：镇之东南隅，旧有龙王庙一楹……不知建于何时，有康熙五年补修匾额。越乾隆间，农民渐集，益以禅房、山门、钟鼓乐楼……
由此可知，至少在康熙五年（1666年）之前，龙王已经在老包头呼风唤雨了。
不过，当时的住所只有窄小的一间，实在局促得很。一直到了乾隆年间，走西口的农民越来越多，开垦的土地也越来越多，一年的收成是要靠风调雨顺的，当然不能让龙王太过委曲了。于是，众人集资，为龙王翻修了一座宽敞宅院。
栖身的庙宇得到扩建，自然是件喜事。只是，从此之后，晨钟暮鼓响个不息，还要应付信徒的各样祈祷，再也没有了做穷龙王时的清静与悠闲。
石碑上还记载，南龙王庙的神座之后，有一个小孔，“探之，不知深浅。相传下有洞府，遇亢旱，祷则雨。”如此灵验，莫非是直通海底的水晶宫吗？更神奇之事，还在后面。光绪元年，又一次扩展殿堂，叮叮当当的斧凿响起时，那个小孔忽然不见了，仿佛龙王不耐烦这番吵闹，关闭了通道。等到新殿落成，龙王塑像移入，那个小孔再次出现在了神座之后，任由匠人用泥封堵，总是随堵随陷，仿佛填充不尽的样子。
走西口的农民很是勤勉，干活不惜力气的。短短数年，就把老包头荒草萋萋的草原景象，耕成了阡陌纵横的田园风光。
田地多了，一个龙王便很难照顾周全。于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又一座龙王庙建了起来，它坐落于北梁上的瓦窑沟，与先前的龙王庙遥遥相望，被称作北龙王庙。
不但人喜欢热闹，就连神仙也喜欢扎堆的。道光中期，西脑包也建起了一座龙王庙。
小小的老包头，单是龙王庙就有三座，如果再加上转龙藏龙泉寺里的龙王像，恰恰凑齐了“四海龙王”之数，倘若真的一起灵验起来，那雨可就得下个……
或许，会有人要发问了：一座小城，修那么多龙王庙干什么，难道老包头人对龙王就那么崇信吗？如果让龙王听到这话，就该眼泪汪汪地诉苦了：龙王庙是不少，不过规模都不大，而且还拥挤着老包头人从山南海北请来的各路神圣。
就拿南龙王庙来说，那块光绪元年的石碑记载：殿上塑龙王、轩辕、梅葛二仙、鲁班、夏公……
轩辕黄帝是炎黄始祖，据说还爱好品尝草药，梅葛二仙是染布行业的师祖，鲁班是木匠行业的师祖，而那位夏公，更了不得，是鼎鼎大名的隐士兼道士。这些神仙个个都大有来头，哪里肯给龙王面子，必定自顾自地煎药、染布、打家俱、炼金丹，把个清净的龙王庙搞成了乱糟糟的百业场。
走西口而来的老包头人，过惯了苦日子，往往一家三代挤在一铺土炕上，于是认为神仙的庙里也该是这个样子——热闹嘛！
至于为何要修那么多庙，还有另一番的狡黠目的。那个年代，没有收音机、电视机、KTV和夜总会，想要凑个热闹看场戏，非得等到庙会才行。一年之中，稍大些的庙总是要举办一二场庙会的，庙多了，庙会自然就多了。
终于，等到了庙会。
贪睡的娃娃们这一回要比老奶奶还要起得早，匆匆拨了碗稀饭，就约上几个小伙伴，风也似地跑了去。大姑娘小媳妇也起得不晚，可是梳洗打扮却费了不少时间，总要等到庙会上的锣鼓咚铿了半天，才袅袅娜娜地走出家门，这并不要紧，反正她们的心思并不全在看戏上的。
庙宇前面的空场上，卖吃的、卖喝的、卖穿的、卖用的、打把势卖艺的、摆赌摊骗钱的，应有尽有。老头儿在旱烟摊前逐个品尝，小媳妇儿们则围着卖胭脂香粉的货担叽叽喳喳个不休。饭篷下，几个汉子已经喝得面红耳赤，正在那里高谈阔论、吹牛抬杠。
南海子禹王庙庙会（摄于1937年）（摘自互联网）
老包头人中山西口音最多，戏台上便以晋剧最受欢迎，花花绿绿的演员们轮番登场，使尽浑身解数，要博一个满堂彩。《打金枝》、《沙陀国》、《战宛城》，赢得的叫好声最多，当然，《古城会》、《水淹七军》、《走麦城》等关公戏，也常常让那些稔熟于三国故事的戏迷们兴奋不已。
关公，山西运城人，历来被祀为忠勇信义之神。
山西商人闯荡四海做生意，都要把关老爷的神像高高供起。起初之意，一是借他的神勇，祈求得个平安，二是借他的信义，宣扬自己的经商与为人之道。
明清五百余年，山西人因为经营盐业和票号，创下了声名赫赫的“晋商”传奇。为了方便同乡的聚会，也为了显示晋商的实力，他们在全国各地营造起了富丽堂皇的会馆，不吝金银，务求奢华，至今仍是许多地方最有魅力的建筑。而晋商会馆或山陕会馆之中，规模最为宏大、雕刻最为精美的，当属供奉关老爷的厅堂。
你也拜，他也拜，香火从蒙古草原一直延到南粤海岸。本来与岳飞同列为忠勇之神的关羽，就这样被拜成了财神，并美其名曰“武财神”。
走西口的农民，筑屋耕种，渐渐在老包头一带聚起了村落，山西老乡也挑着货郎担跟了过来。担子里，总会有一张从家乡关爷庙求来的符，护佑着他们的平安与希望。
关老爷真肯照顾同乡，小商贩们在老包头的生意顺风顺水，不久，货郎担换成了小店铺。山西人发家不忘本，手里刚有了一些余钱，便想着要给关老爷修一座庙。
乾隆十一年（1746年），在北梁坡底，一串串鞭炮炸出了满地红锦，关帝庙正式敞开大门，迎接各路香客。那天，捐资建庙的商人们尤其得兴高采烈，漂泊的心仿佛找到了拴系的根，酒醉后的脸庞，红过了关老爷。
关帝庙（摄于1950年）（摘自《老包头影集》）
老包头的商业，以皮毛和牲畜贸易为最大宗；老包头的商人，以旅蒙商为最有实力。
有些喜欢户外运动的“驴友”，很是羡慕旅蒙商这个行当，以为他们边旅游边赚钱，实在是最理想的人生状态。
其实，跋涉在茫茫草原的旅蒙商队成员，多数是雇工或小伙计。他们没有冲锋衣和羽绒睡袋，一件破袄既是衣服又是被褥；他们也没有巧克力和牛肉干，随身携带的是一袋干硬的炒糜米，只有捡到了足够的牛粪，才可以喝上一顿热乎乎的土豆煮面条。吃些苦并不算什么，即使遭遇狼群的暗夜袭扰，咬着牙也可以挺过去，旅蒙商队最怕那些呼啸而来的土匪，不但抢劫货物，还要杀人灭口。
人，越是处境艰难，就越想寻觅一份心灵的依托。
马王庙，位于老包头的西滩，始建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这位马王爷掌管着牲畜兴亡之事，旅蒙商赖以远行的骆驼、马匹，都要拜托它多多关照。
而且，民间盛传，这位动物保护者，也有着暴烈的性情和毒辣的手段，“你可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不是好惹的”。如果能求得他老人家的护佑，这一路之上，就可以逃过土匪的劫杀了。
因此，旅蒙商队每逢出发或返回之时，都是要到马王庙内烧香的，虔心祈祷路途平安，并且满载而归。
在关二爷和马王爷的福荫下，老包头愈加成为生金之地，神案上的供品也日益丰盛与排场起来。终于，那位封神榜上有名的赵公明，也骑着黑虎赶了过来。
在财神的排行榜上，关二爷只能算是一位后起之秀，高高排列在榜首的正财神，却是满面春风的赵公明。不信，就看看你家里请回的财神像，真的不是关二爷的那张红脸吧？
财神庙，始建于嘉庆十年（1805年），庙虽不大，却处于老包头最为热闹繁华的商业中心。殿上不但供奉着赵公明，许多行业的祖师爷也云集于此，阵势之强，不亚于现在的工商联代表大会。
财神庙的大殿对面，就是戏台。
当时，居住于老包头的，主要是工商业者，出于“互助与协作”的目的，都成立了自己的行会，号称“九行十六社”。每个行业都供奉着自己的祖师爷，并于年内的某个固定日子（通常是祖师爷的诞辰）进行“献神戏”。
有戏，自然就有庙会。
财神庙的头一场庙会，从正月初二一直热闹到正月十五，此后，也几乎是月月都有二三场。庙会之上，山南海北的货物琳琅满目，南腔北调的声音嘈杂喧嚷，直把个老包头的繁盛名气，传扬在整个西北地域。
财神庙的庙会上，常有捕于黄河的鲤鱼售卖，金鳞红尾，甚是鲜美。民国年间，著名女作家冰心旅行老包头，曾在日记中赞叹：黄河鲤鱼，自前天起，已吃了三顿，清腴肥嫩，入口即化，其味之美，只有西湖醋鱼可以仿佛一二。据说鲤鱼最肥是在春冰初泮时，顺流群趋而下，有长至二三尺者。
每年黄河解冻，打渔人必会从第一网中，选出最大的那条鲤鱼，披红挂彩，送往庙内祭献。不过，打渔人所虔诚供奉的神像，并不在财神庙，而是另建一庙，叫做金龙王庙。
金龙王，并不是身披黄金甲的龙王，他不会兴云布雨，只管江河之事，是位河神。
民间传说，这位金龙王，俗名叫做谢绪，是晋代谢安的后裔，家中排行第四，是位有学问有性情的高人。元朝灭宋之时，他学了那个屈原，投水殉国。死后，尸体逆流而上，经旬不仆，面目如生。后来，明太祖朱元璋与元军大战于吕梁的北川河上，眼看就要兵败，忽然半空中显现一位神人，身披黄色战袍，奋然擂鼓助阵，瞬间波涛汹涌，直把元军战船击得粉碎。
当晚，这位神人入于明太祖梦中，自报家门，泣诉至死不忘驱逐蒙古鞑虏的心迹。太祖感其忠义，敕封为“金龙大王”，老百姓因其排行老四，称作“金龙四大王”。
金龙王庙始建于道光四年（1824年），与老包头的其它庙宇一样，也是数位神仙的和谐共居之地。正殿上供奉着金龙大王、白道古佛和药王孙思邈，东配殿是太上老君，西配殿是送子奶奶。
有了数位神仙坐镇，每年，金龙王庙也要上演几场“献神戏”。
第一场是在三月初三，“金炉社”的铁匠、铸匠、铜匠和金银匠们齐集庙内，向祖师爷太上老君上香，然后小小的戏台上便开始了催场的鼓点。我想，他们大概不会上演那出《大闹天宫》的，因为那只疯猴子居然推倒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怎么不让这些匠人们耿耿于怀呢。
最热闹的那场是四月初八的“奶奶会”，这里的送子奶奶很是灵验，庙会那天，还愿的鞭炮从早上响到晚上，没个停歇。据说，附近的几户人家每到这个日子，都会去走亲访友，因为实在受不了一整天的鞭炮轰鸣，直震得头昏耳聋。
庙里预备好的一百个泥娃娃，不到半天时间，就都被祈求子嗣的人们拴走了。有些远道而来的夫妇到得晚了，满心希冀却扑了一个空，不免要发些牢骚。然而，没有办法，据说，送子奶奶曾经许下，金龙王庙里一年只有这一百个名额的。
投身于人世间，有生就有死，轮回不息。
不少老包头人，是从金龙王庙的送子奶奶那里来的，然后又是从火神庙的城隍老爷那里走的。
火神庙始建于嘉庆初年（1796年），位于北梁的瓦窑沟，有前后两殿。前殿塑着观世音菩萨，后殿塑着火神，应该就是火德真君吧。
火神庙之所以有名，其实在于后殿东耳房内端坐的那位城隍老爷。城隍老爷，是冥界的地方官，相当于阳间的市长。不过，东耳房实在逼仄，只能勉强为城隍老爷塑立判官、小鬼、牛头和马面四位手下，好在当时老包头的人口并不很多，忙是忙了些，总还是能够应付过来的。
老包头人讲究，人死之后，要点燃明灯两盏，献在火神庙里城隍老爷座前。如此一来，相当于在阴间落了户籍，否则，就要沦落为孤魂野鬼了。
借着城隍老爷这块金字招牌，火神庙里的香火着实不错。然而，火德真君似乎有些贪心，又把西耳房招租给了送子奶奶，想把死事与生事统统垄断，摆明了是要与金龙王庙抢生意的。
其实，大多数老包头人并不特别在意生死，有生就有死，这是谁也逃不脱的。但是，生与死之间的这段时光，是实实在在属于自己的，要有一颗上进的心，才不算白来人世这一遭。
许多老包头人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会随时介入到人的日常生活，或降福，或生灾，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然而，他们又说不出这种神秘的力量到底来自哪里，于是山神、狐仙、柳树精等等灵异之事便流传开来。人们不敢直呼其名，统统尊为“大仙”。
从前，老包头有个大仙梁，大仙梁上有个大仙庙，大仙庙前有个大石碑，大碑上记述着一段奇事：同治间筑城时，至北面将竣工，随筑随圮，终不克。就主其事者为林公瑞卿，祷于仙，允为修庙，城垣乃不圮，至今巍然尚存。庙前有泉甘芳而冽，居民多取汲焉。
同治十三年（1874年），也就是老包头城墙完全竣工的第二年，大仙庙建了起来。大仙庙里，常年住着几位神汉神婆，自称某某仙家附体，遇到提着礼物的有缘之人，便会念念有词地请仙降神，为他驱灾解难。
神奇的是，这些人间的大仙还真有些法力，用手向空中一抓，就能变出一包药丸或药面，嘱咐来人到庙外的泉眼处舀取仙水，一并服下。据说，仙药加仙水，还真是治好了不少的疑难杂症，大仙庙里“药到病除”的还愿牌匾，竟比当地名医堂上的还要多出许多。
如今，大仙庙已无迹可寻，灵异的故事也烟消云散，只有那眼泉水仍旧淙淙流淌，昼夜不歇。
“子不语怪力乱神”，如果孔老夫子有灵，看到大仙庙内请神降药的情形，又该摇头叹息了。
在中国内地，几乎每个县都会有一座文庙，庙内的大成殿里尊奉着圣人孔夫子和他的先贤弟子们，个个神情肃然、执礼端庄，很有些诲人不倦的意味。如果这个县恰在孔子周游列国的路线之上，可能还会有一两株圣人亲手植下的桧柏，足以彰显本地的文风斐然。
很遗憾，直到科举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老包头还没能成为县治之所，也就是说，没有获得修建文庙的资格。
老包头虽然是因商业而兴起，对于文化却也相当的尊崇，没有资格建文庙，就只好在吕祖庙之南，修了一座文昌庙，供奉起执着如椽大笔的文昌帝君，让读书人的心灵有个归宿。
道光十七年（1837年），文昌庙大门上的桐油漆还未干透，几位老秀才就领着私塾弟子们前来祭拜。眼看院试的日期将近，又恰逢文昌庙刚刚落成，正要趁着文曲星高兴之际，让弟子们多多拜上几拜，祈求题名榜上。倘若能中一两个禀生，不但脸上有光，就是束脩也能多个三两块洋元。唉，不是读书人爱财，私塾先生的日子着实拮据呢。
说来也巧，祭拜之后，还没走出庙门，几只喜鹊叫喳喳飞过，把一滩鸟屎不偏不倚地砸在一位张老先生的头上。气得张先生连连跺脚，直嚷晦气。庙内主持迎了上来，开口就是一通恭喜，接着调动那张巧嘴讲道：“小庙首日开门受香，便遇先生你前来虔心随喜，必是感动文曲星君，降下了这般吉兆。你想，‘喜鹊叫好事到’，又偏偏从天上落了一些物件砸中你，这是什么意思？屎，就是试，分明是文曲星在暗示，你要‘一试之下，高高得中’了！”
一番话说得张先生的心里扑腾起来，本来年近半百，已把求取功名的念头丢到脑后了。如今，竟有这样的吉兆，寻思着要重拾经书，再次苦读了。
第二年正是乡试之期，张先生赶赴省城太原应试，张榜之日，居然得中举人。
自然，文昌庙的主持也春风得意起来，收下张先生的厚礼之后，又铺纸磨墨，要借重举人老爷大笔挥洒，为文曲星赞颂，也为文昌庙扬名呢。
好了，啰嗦了半天，总算把老包头的民间神庙讲述完毕。现在，让我扳着手指头再数一遍：南龙王庙、北龙王庙、西脑包龙王庙、关帝庙、马王庙、财神庙、金龙王庙、火神庙、大仙庙和文昌庙，共是10座庙宇。
此外，老包头附近也有几座民间神庙，其中的三座，还是值得一提的。
在老包头的南郊，有一座小庙，据说也是火神庙，建于道光六年（1826年）。按照五行说法，南方属火，这座火神庙建在老包头正南，倒也颇合周易。当年建庙时，栽植一株黄太平果树（本地的一种沙果，味道绵沙酸甜），寓意“皇图永固，天下太平”。
后来，皇帝的江山丢了，这座小庙也屡废屡建，换了好几位神仙，最终成了大雄宝殿。然而，不论世事如何变迁，那株黄太平果树倒是一直枝繁叶茂、果实累累，老包头人干脆把小庙唤为“太平寺”。
如今，小庙里供奉的是佛家三圣，周边也早已翻盖成为生意兴隆的大型批发商城。这座商城的名称很怀旧，就叫做“太平寺”。
太平寺再向南，有一处碧波荡漾的湖泊——南海子，是当年黄河改道后留下的遗迹。老包头的繁盛，是与这个南海子密不可分的，清朝与民国年间，它曾是一座帆樯林立的热闹码头，鼎盛时期，每日停靠的货运船筏竟有千余只。
嘉庆初年（1796年），在黄河岸边，建起了一座南海子禹王庙，供奉着那位半人半神的治水英雄大禹。然而，老包头人大多没有读过多少书，对于大禹是生疏的，他们认为管水的神仙，当然应该是龙王，于是，把个禹王庙硬是叫做了龙王庙。且莫管它是禹王庙还是龙王庙，反正当年南海子的庙会是出了名的热闹，特别是放河灯的日子，更加人山人海。
河灯，其实就是一个瓷碗，中间放上一只小小的麻油灯盏或是一截蜡烛，四周再糊以五颜六色的纸张。
到了七月初二的晚上，大大小小的船只奋力划向南海子上游，一路之上把点燃的河灯陆续放入黄河，让它们顺流而下。只见夜幕之间，千百只花花绿绿的灯盏，辉映着河水缓缓游走，星星点点宛若仙境。远处，庙会正传来铿锵的锣鼓和悠长的戏腔，各式声响混合起来，在空旷的水面上弥漫着，忽而真切，忽而飘渺，恍如仙乐。那一刻，仙境与仙乐，滤清了尘世间的杂念，人们心境一片空灵，只是痴痴地站着、望着、听着……
可惜，后来的日子，庙拆了，庙会禁办了，河灯也绝迹了。
众多神像的恶梦，开始于1929年的夏天。
当时，包头县教育局大力倡导反对迷信，发动学生们手持绳索镐头，冲进庙内，拽的拽、砸的砸，半日之间，那些高高在上的神像便碎为泥土，重归自然了。空出来的神殿，正好改为教室，又可以多招几个班的学生了。
说来，老包头的庙宇与学校有着不浅的缘分，初创的学校没有多少资金，只好求借庙宇的几间空屋来招生授课。庙宇的主持认为教书育人是件善事，应当予以助力的，也就欣然敞开了山门。哪知，从民国初期开始，“取缔封建迷信活动”的口号响遍了全国，庙宇渐渐荒废下去，而学校的势力却日益壮大，终于演变为鸠占鹊巢。随手翻看包头教育史料，最早的那一批学校就叫做：马王庙小学、南龙王庙小学、金龙王庙小学……
解放之后，残余的庙宇与神像更是被当作封建主义的代表，遭遇了一段长长的劫难。一时间，宗教信仰几乎断了根脉，曾经香火鼎盛的东方古国，突然之间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无神论者。
今天，在老包头，旧庙倒还保留着几座，旧时的神像却荡然无存了。20世纪末期，我曾在老包头北郊黄草洼的一座小庙里，看到几尊塑像，姿态古拙朴实，迥然异于现代风尚。当时，便揣测它们可能出自清代。可惜，几年后再访，庙已重盖，像也无踪了。于是，我以为，从此之后，再也不可能寻到旧时的神像了。
2012年，包头市公布了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名单。
意外的讯息出现了：壕赖沟关帝庙，位于东河区壕赖沟村内。现存正殿一座，为硬山顶，前为卷棚抱厦。殿中供奉关羽塑像，两侧站四尊塑像。
一个风尘渐起的午后，我前往老包头东郊的壕赖沟寻访，并且有幸与庙内大师攀谈了一会儿。果然，这座庙竟奇迹般地保留有清代神像，不是五尊，而是十一尊。
我有些忐忑地提出，想给这几尊清代塑像拍些照片。我知道，许多寺庙，特别是没有开放为旅游景点的寺庙，通常不允许人们拍摄神像，认为是一种亵渎。显然，大师读懂了我的担忧，只是豁达一笑，便径直走到旧庙之前，哗喇推开门扇，任我随意参观。
郊外的小庙，往往并不宽敞，但也布置得疏密有致。案上供奉着关二爷的坐像，高近一米。座下两侧，分别立着四位曾在关二爷败走麦城之时同生死共赴难的忠烈部将，左手之侧为赵累、关平，右手之侧为王甫、周仓，几乎与真人等高。在这五尊神像的两侧，还供奉着七尊小像，为龙王、牛马之神，高约二尺。
眼前的塑像，在神态上、在姿势上，与黄草洼小庙中的如出一辙，也算是圆了我的寻找之梦。
如今，壕赖沟关帝庙经过多年扩建，已经成为一座颇具规模与气势的佛教寺庙。大院之内，古旧的关帝庙偏处一侧，不再是这里的主角。中轴线上，新建的殿堂遵循着传统的佛家布局，依次排列：山门、天王殿、钟楼鼓、大雄宝殿……
院内，风势渐紧，吹得檐下铁铃叮当，回荡着悠长的禅意。东边的厢房，隐约传来了阵阵梵音，是那首世人耳熟能详的《大悲咒》：南无喝罗怛那哆罗夜耶（皈依三宝），南无阿唎耶（皈依圣）……
当年，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初次讲法，天花乱坠，鹿群抿耳，五位随从顿悟皈依。
不知佛陀可曾料到，仅仅数百年后，佛法就在印度发源地衰微了下去，鹿野苑那些曾经壮观的塔刹，渐渐倾颓在恒河流域的荒野之中。
万幸的是，众生的佛缘并未泯灭。从鹿野苑延伸出来的三条传法之路，分别成就了南传佛教（小乘佛教）、汉传佛教（大乘佛教）和藏传佛教。
游牧在老包头一带的蒙古原住民，是藏传佛教的虔诚信徒。
康熙年间，蒙古土默特右翼旗第六甲的巴姓家族，在北梁之上集资修建了一座藏式风格的喇嘛庙，称为“福徵寺”。福徵寺的大殿，厚墙窄窗，涂以白灰，满是浓郁的藏地风情。大殿分为上下两层，底层为经堂，摆放着数行喇嘛诵经的木座，上层为佛堂，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和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创立者宗喀巴大师。
它是老包头城内唯一的藏传佛教喇嘛庙，也是老包头最早的寺庙之一。说它是“之一”，因为修建的具体年代已无从考证，只留下那个“建于康熙年间”的模糊传说。也有专家认为，它是建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而南龙王庙，始建于康熙五年（1666年），并有碑记可考，似乎有更多的底气可以称作“老包头第一庙”。
不过，正是由于有了福徵寺，老包头北梁“众神之地”的招牌，才可以傲然挂起。
国内也有多处“众神之地”，汇集着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汉传佛教和中国民间信仰的寺庙堂观，但同时拥有藏传佛教喇嘛庙的实属凤毛麟角，如果与老包头的北梁相比，只能扼腕叹息了。
雍正四年（1726年），有一位从西藏学佛归来的蒙古喇嘛，游历于阴山与黄河之间的广袤草原。他曾立下誓愿，要在这里寻觅一处胜地，潜心修行。
一日，行至老包头的博托河（东河槽）东岸，只见一座小丘兀然耸立，柳柏成荫，花草掩映，下有五彩山雉，上有翱翔雄鹰，实在是难得的塞外佳境。于是，便在此地修了一座小庙——龙泉寺，伴着日升月落，诵读经卷，研习佛法。
然而，看中这片风水宝地的，不仅仅是出家人，还有走西口的逃荒人。短短数年之间，小庙四周已经是阡陌纵横、鸡犬相闻了。蒙古喇嘛耐不得这样的嘈杂，只得将修行之地迁往阴山之北了。
南龙王庙的住持早已瞄上了这座小丘，蒙古喇嘛刚走，他便雇上几位泥水匠，连着忙活了数天，把小庙修葺一新，恭恭敬敬地迎请龙王入驻。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这座小庙又进行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扩建，更有来自五台山的僧人智通担任住持，从此跃然成为一处香火鼎盛的佛家胜地。
老包头的兴起与山西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老包头佛教的缘起也与山西僧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智通主持龙泉寺之后，另一位五台山僧人续洲也云游到老包头一带，经过多年苦心募缘，于同治元年（1862年），在北梁之上修起了妙法禅寺（俗称吕祖庙）。这座禅寺先后数次扩建，到民国年间，屋檐相接、香烟缭绕，已然是内蒙古西部地区最大的禅宗寺院。
当年，妙法禅寺的影响力如日中天，老包头城内的许多座庙都是由它派出的僧人进行主持，不仅掌管汉传佛教的寺庙，还掌管各类民间信仰的庙宇，如关帝庙、马王庙、财神庙等，甚至就连属于道教的真武庙，也由和尚掌管着。
真武庙，始建于道光二年（1822年），也位于北梁之上。庙内供奉的是真武大帝，也称玄武上帝，是道教中赫赫有名的玉京尊神。据说，他非常热衷于斩妖除怪，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把爱好与事业融为了一体，而这正符合老百姓趋吉避凶的心愿，被民间敬为“荡魔天尊”。
“青龙白龙，朱雀玄武”，这句话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其中的玄武便是真武大帝的显身。即使没有看过这四大真灵的法像，也不难想象出青龙、白虎、朱雀的样子，可是玄武究竟什么模样呢，还真有不少人要摇头了。其实，就是蛇缠龟。蛇、龟，历来为民间传说中的灵物，蛇龟相交，那神通自然更是了不得的。
可是，道教尊神，却由佛家弟子侍奉，不知真武大帝心中是个什么滋味？
不过，还有一位道教神圣与真武大帝惺惺相惜，那就是供奉在妙法禅寺中的吕洞宾。这位八仙过海之一的纯阳真人，在妙法禅寺建庙伊始，就被迎请了进来，与诸位佛祖菩萨共享香火，既体现了和谐精神的无处不在，也体现了老包头人宗教信仰的兼容并蕴。
在老包头城内，属于道教的，还有三官庙与五道庙。
道教的“三官”，是指天、地、水三官。天官大帝降生唐尧，掌天文，主持赐福；地官大帝化生虞舜，制地理，主持赦罪；水官大帝育生夏禹，治水利，主持解厄。过去，老包头的主要街口都有一座小小的三官庙，每年农历正月十四至十六，家家户户都要迎请“三官”，借着他们降福消灾的手段，祈佑全家人一年的平安与幸福。
五道庙，也遍布于老包头的主要街巷，供奉的是五道将军。道家所说，这位五道将军乃是东岳大帝的得力助手，掌管着世人的生死与荣禄，身份比阎罗王手下的判官都高。旧时，老包头家逢丧事，出殡的前一夜，必要举办一场“叫夜”仪式。孝子贤孙们手提灯笼，依次而行，每隔三五步，便在道路两侧放置小灯一盏，沿街走过，身后留下一条星星点点的灯路。“叫夜”的目的地，就是五道庙，活人将亡人的灵魂安顿给五道将军，从此之后，生死殊途，各安天命。
在这世上，有一类人，他们已把灵魂托付给了宗教，却出于种种原由，暂时无法离弃家庭，身与心漂泊在出家与居家之间，做着一种独特的修行。
民国年间，国内各地陆续涌现一种特殊的宗教团体，称为居士林。
居士，是崇敬佛法、在家修行的信徒。佛教里，称男居士为优婆塞，女居士为优婆夷，谨守着三皈五戒。三皈，是指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五戒，是指戒除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和饮酒。
老包头的佛教居士林，倡办于1928年，正式建立于1934年，也算中国最早的居士林之一，首任林长为杜厚居士。近年来，居士林日渐兴旺，新建的大雄宝殿颇为堂皇壮观，即使与那些名刹相比，也未必逊色多少，估计至少耗资百万。
居士，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心灵的修为和精神的升华。而我却在估量那座大殿价值几何，卑俗卑俗，罪过罪过。
乾隆年间，穆罕默德的信徒们辗转来到老包头，刚刚立稳了脚跟，便开始筹划修建一座清真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从出生到死亡都与清真寺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寺内阿訇那一天五次的唤礼声，是他生命中最熟悉最真切的召唤。
乾隆八年（1743年），北梁之上新建起的十间土房，开始回荡着阿訇宣讲《古兰经》的声音，从此，老包头的穆斯林有了自己的根。这十间低矮的土房，就是清真大寺的前身。
漂泊异乡，穆斯林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但他们宁愿自己多吃些苦，也要“散乜贴”（捐资奉献）给清真大寺。对于虔诚的信徒而言，精神是高于物质的，水仙花远比面包更重要。
道光十三年（1833年），在穆斯林王大兴和白可德的主持下，拆除了原来的土房，修建了砖木结构外跨卷棚的礼拜大殿，规模与气派在绥远地区首屈一指，被朝廷御封为“上品级的清真寺”。
此后，各地的穆斯林不断迁来，围着清真大寺，盖起了大大小小的院落，形成了一处独特的社区。日子，在悠扬的唤礼声中一天天过去，前来礼拜的穆斯林越聚越多，清真大寺显得局促起来。
于是，民国年间，老包头城内又陆续修建了几座清真寺：1913年，始建瓦窑沟清真寺，又称北寺；1922年，始建榆树沟清真寺，又称西寺，还曾叫做直鲁豫清真寺，后因陕西、甘肃两地穆斯林也写了建寺乜贴，改为陕甘直鲁豫清真寺；1932年，始建官井梁清真寺，因陈姓家族在建寺之时出资出力甚多，又称陈家寺；1938年，始建清真女寺，专供女性穆斯林进行礼拜，位于瓦窑沟31号院；1943年，始建甘宁青清真寺，又称为中寺，位于今天的胜利路东端。
光绪二年（1876年），在老包头南面的南海子，也曾修建了一座清真寺，主要为来往于黄河码头的穆斯林客商和船工提供礼拜场所。侵华日军占领老包头之后，黄河航运陷入一片萧条，该寺遂于1939年关闭。
如今，老包头城内的六座清真寺归宿迥异：清真大寺、瓦窑沟清真寺，在保留有当年主要建筑的基础上，又进行规模可观的扩建；胜利路清真寺，没有保留当年的建筑，在原址之上进行了重建；榆树沟清真寺，与房地产商置换了土地，移址重建；瓦窑沟清真女寺、官井梁清真寺，则在近年的旧城改造中拆除。
清真寺虽然少了，礼拜大殿的规模却扩大了许多，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前来礼拜的穆斯林。只是，每个星期五的主麻日，前来礼拜的年轻人日渐稀少。或许，水仙花的魅力，真的抵不过面包。
同样是面包，在东正教的弥撒仪式上，却象征着耶稣的肉身。
在那场有名的最后晚餐上，耶稣向门徒们赐食了麦面饼和葡萄酒，象征着他即将牺牲的肉体和血液。第二天，被犹大出卖的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为世人而受难与赎罪。
世人的罪啊，太过沉重，即使耶稣再次献身也怕无法赎得清。暂且不提那些无知的异教徒，就连耶稣的信徒们也分裂为三大派系——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彼此并不和睦。
甚至，在圣餐礼上也要发生分歧，东正教要用发酵的面包，而天主教要用没有发酵的面饼。
2007年的平安夜，我在官井梁天主教堂参加了一场弥撒仪式，由于是个外教人，并没有去领受圣体和圣血。我不知道自己距离上帝有多远，但我和上帝的一位忠诚仆人还是比较熟悉的，当晚主持弥撒的王神父，正是我的老同学。
上学的时候，就曾听他说起，他们家中三代人都笃信天主教，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来能成为一名神父。后来，他考入了宗教学校，便失去了联系。再见面时，得知他真的成了神父，派驻在老包头的官井梁天主教堂。
这座教堂，于1934年，由比利时神甫主持修建，哥特式的钟楼高高擎起了十字架，是虔诚信徒们心灵归依的地方。比利时，一个远在欧洲的国家，却是包头天主教的拓荒者与启蒙师。清朝晚期，包头东郊的小巴拉盖村和二十四顷地村，常常出现在比利时教会的刊物之上，那里的教堂与神父，是传教业绩的典范，而王神父的家庭正是居住于此。
有一次，我前去天主教堂拜访王神父，恰逢他刚从国外游历回来。讲起在西欧各国的种种见闻，讲起被梵蒂冈罗马教皇接见的荣耀，向来沉稳的他，变得健谈与感性了许多。我能理解，也为他高兴，更希望他的教务欣欣向荣。
罗马教皇，受到了天主教徒的极大崇敬，却并不被基督教徒所重视。
基督教，是从天主教分离出来的改革派，不崇敬教皇，也不举办弥撒，他们甚至不承认神职人员是沟通上帝与信徒之间联系的必要环节，而只把他们当作是研习《圣经》的良师益友。
然而，它们毕竟同出一源，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外人常常无法将天主教与基督教清楚地区分出来。曾有人不无得意地对我讲，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基督教的牧师可以结婚，而天主教的神父则要把自己的终生奉献给主。
我把这个独到的见解转告了王神父，同时表示，我自己认为基督教就是天主教的简约化与世俗化。他听后，略一沉吟，微微笑着说：“你讲的有些道理，但又不是真正的准确。”
那么，基督教又是何时传入老包头的呢？
光绪八年（1882年），瑞典传教士高理生随着商队来到老包头，租住在召拐子街的一人巷内。他在帽子上缀着一枚“宣传福音”的铜徽章，每日沿街布道，同时出售福音书单行本，一个铜钱就可买一本。这个操着生硬中国话的洋人，让老包头人惊异不已，曾有一度，把他租住的小巷唤做“洋人巷”。
光绪三十年（1904年），瑞典传教士阎德生来到老包头，开始创办宗教团体“协同内地会”。阎德生曾入中国私塾专门学习，讲一口流利汉语，写一手漂亮汉字，对中国人的文化与性情有着较深的理解，能够周旋于形形色色的人物之间。因此，他的传教事业大有进展。目睹了老包头学童教育的落后，他有了新的想法，筹款买下了吕祖庙附近张姓作坊院子，后院用以传道，前院兴办学校。最初设有两个班，后来增至三个班，开设圣经、国文、算术三门课程，学生多时达八十人左右。“传教要从娃娃抓起”，阎德生可谓用心良苦，却也真为老包头做了一件善事。
民国六年（1917年），阎德生在张姓作坊院子兴建大礼拜堂，成为老包头最重要的基督教徒聚会场所。这座教堂，后来被称作西堂，屡经扩建，日益壮观。2007年，驴友们骑行老包头之时，它还巍然矗立于北梁之上。可惜，不久之后，为给乔家金街的兴建工程让路，轰然消失了。
1929年，瑞典传教士瑞闻生在今天的解放路东端，建起了一座大礼拜堂，因位于北梁礼拜堂的东面，所以称为东堂。这座基督教东堂很有特色，在欧式建筑风格的基础之上，融入了中国风，那个凤戏牡丹的大型砖雕，至今仍镶嵌于钟楼之上，引人注目。
1943年，在包头神召会（中华基督教会）贾子丰牧师的主持下，一座完全由中国人自己掌握教务的基督堂修建起来，位于西门大街的西侧。2002年，这座教堂又进行重建，拥有了可以容纳2000人同时礼拜的宽大空间，成为内蒙古西部地区最大的基督教堂，称作彼得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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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11 15:3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