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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堪称中国历史上3次规模宏大的人口大迁移。走西口，在中国历史上同样轰轰烈烈，包头则是这一移民现象的见证地之一。事实上，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在包头曾有数次民族迁徙，其中有4次较为集中的大迁徙，各民族在血与火中来来往往，在水乳交融中生息繁衍。寻找先民遗踪，也许会更深地领悟到中华民族伟大的凝聚力。
一、东汉塞北先民回归本土
据内蒙古科技大学张贵教授介绍，春秋战国以前，今包头地域的土著先民曾称土方、鬼方、犬戎、匈奴等。最早往阴山脚下包头地域迁入汉族的是赵武灵王。
公元前300年，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到赵武灵王时空前强大。赵武灵王是一位头脑睿智，有着雄才大略的国君，曾在中国历史上以政治家的魄力，第一次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著名的军事变革。赵武灵王骁勇善战，足智多谋，他发现北方胡人（泛指北方的少数民族）的军队强悍勇猛，较之赵国兵车和步兵混合编制的军队更为灵活、轻捷，平地、山区都可通行。于是，赵武灵王对臣子们说：“我觉得咱们穿的服装，长袍大褂，干活打仗，都不方便，不如胡人短衣窄袖，脚上穿皮靴，灵活得多。我打算仿照胡人的风俗，把服装改一改，并且要学胡人那样骑马射箭。”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改革
最后，赵武灵王冲破阻力，说服士兵改穿胡服。他还亲自训练士兵骑马射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终于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他又亲自率骑兵拓地千里。军事变革取得空前成功的赵武灵王终于打败了长期活跃在阴山之南（包括现在的包头地区）的林胡、楼烦（都是匈奴的别称）等地。
之后，赵国便在阴山的南部地区开疆扩土，稳固自己的势力。据《水经注》记载：“……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九原即现在的包头麻池一带，意思是，赵国下令将大臣们的奴仆迁徙到今包头地区。这就是将汉族首次迁到包头地域的史证。
秦汉时期也多次迁徙汉族到包头故地。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令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驻河南地（今鄂尔多斯、巴彦淖尔等地），修建了著名的秦长城并且因河为塞，筑了44座县城，其中在包头地域设置的有8座。其目的无非是要抵御北方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匈奴。
为了稳固阴山南北，据《汉书.匈奴传》记载：秦始皇“临河徒适戍以充之……”就是说让老百姓迁徙到这里，沿黄河屯田戍边。据《史记.秦始皇纪》记载：为了鼓励汉族向包头故地移民，秦始皇还向大臣们制定了“……迁北河（乌加河）、榆中（河套、包头）三万家，拜爵一级……”的扶持政策。并且在今包头故地设九原郡九原县，这是我国最早设置的郡县之一。
秦朝灭亡后，包头故地再次被匈奴占据。《汉书.匈奴传》记载：“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意思是，匈奴的首领又将水草茂盛的阴山地区控制在手里，将这里当做了他们的根据地，或者是后花园，肆意在这一区域纵横驰骋。”张贵说。
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武功卓著的汉武帝又将匈奴驱逐到了漠北。据《汉书.武帝纪》称：“……发谪戍屯五原（指包头一带）。”重新在这里屯田戍边。又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王莽又“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就是王莽将30多万来自内地的囚徒等众迁到了北边，也就是指阴山地区。”张贵解释说。
但是，秦汉以来一直将汉族迁往阴山地区的大趋势，在东汉时期突然戛然而止，甚至又倒退回原点。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内讧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归附东汉，他们移居到了今河套、包头等地。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原来迁到云中（托克托县）、五原（包头）等八郡的汉族又“归於本土，……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这样，秦汉时期迁入包头故地的汉族又都迁回了自己的中原老家。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南匈奴归顺魏王曹操，包头故地等处的匈奴约1万户也被迁徙到了今山西蒲县、忻州、祁县、文水等地。
二、北魏鲜卑南迁落中州
包头故地历史上第二次大的迁徙发生在北魏时期。登国元年（公元386年），鲜卑族建立北魏王朝，北魏的创建者拓拔珪兵强马壮，占据了阴山南北，鲜卑族落户包头故地。据《魏书.太祖纪》记载：鲜卑族后来“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稒阳塞外（今包头市固阳县一带）”。
据《魏书.太祖记》记载：公元429年，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拔珪之孙拓拔焘“列置新人（就是指迁徙百姓）于漠南，东至濡源（河北宣化），西到五原（指包头地区）阴山，竟三千里”。公元446年，北魏政府又将司（河南洛阳）、幽（北京）、定（河北定县）、冀（河北冀县）四州的10万人，迁徙到长城沿线屯田戍边，东起河北怀来，西到黄河边，广袤皆千里。可见当时这一地区繁盛一时。
同时，北魏王朝还将敕勒族等迁徒到漠南。“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就是对当时敕勒族在包头故地的真实写照。
这一时期，包头地域的繁荣景象再次被一场战乱所破坏，这场战乱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六镇起义”。
北魏王朝实现了对北中国的统一后，要防止大漠南北的两个危险民族侵入和骚乱。一个是柔然，另一个民族叫敕勒。两个异族对于北魏王朝来说，敌对的性质大不一样。柔然是一个游牧军事集团，是一个强大的外敌；敕勒人其实已经内附了北魏，散居在阴山前后以及中原腹地，是潜在的内敌。于是，为了对外起到防御功能，对内起到弹压作用，北魏皇帝在阴山沿线设置了北方六镇。公元433年，北魏在今天的包头市固阳镇设置的怀朔镇，是北方六镇的中心。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鲜卑贵族汉化的加深，北魏末年，政治腐化，权贵奢侈，横征暴敛；赋役、兵役繁重，百姓纷纷逃亡或者依附豪强。另外，魏孝文帝在进行汉化改革时，将都城从平城(山西大同)南迁到了洛阳。此后北方的六个军事重镇变得不重要了。从前镇守六镇的全是贵族子弟，现在新添的尽是些流放犯。而长期戍守北边的六镇将卒因待遇骤降而不满，遂于公元523年，爆发了六镇起义。
包头故地怀朔镇的鲜卑族和鲜卑化的汉族参加了六镇起义，他们随军至河北、山西一带。公元528年，另一派起义军葛荣在今河北吞并了北方六镇的起义军，号称百万。“由此可见，当时阴山南北的先民不知有多少流落到了中州（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内蒙古科技大学教授张贵认为。
公元531年，北魏的晋州刺吏高欢又将并州（山西太原）近20万北方六镇流民落脚河北。直到隋代，阴山南北包头地域已经是一派“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树寒偏易古，华衰横不春”的荒凉景象。
三、明代凤阳花鼓之乡有遗踪
包头地域的历史上，第三次大迁徙的始作俑者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在盛唐时期，阴山南北再次出现了一派阡陌纵横的祥和景象。公元555年，漠北的突厥国建立。之后，突厥不断进占阴山南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朝与突厥发生了著名的铁山之战。铁山即今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达茂旗境内的大青山北麓。
为抵御阴山以北的突厥，公元708年，唐朝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在黄河以北设置了三受降城（指东受降城、中受降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即在包头故地。并且将安北都护府设在中受降城附近的可敦城（现在的包头市白云鄂博一带）。
于是，唐政府再次迁徒汉族至黄河以北。到唐宪宗时，从振武（现在的和林格尔县）至中受降城（包头地区）600余里设15屯，开垦4800余亩荒地。
唐末五代十国时，藩镇割据，烽火连天，塞外又是一片荒芜，据唐.施间吾所著的《云中道上作》称：“昔时闻有云中郡（治所在今托克托县），今日无云空见沙”。
据《辽史.太祖纪》记载：公元920年，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的辽王朝又“徒其民阴山南”。直到元代，汉族又不断迁来阴山南北，进而又出现了古人描写的“出边弥弥水溪流，夹路离离禾黍稠”的繁荣景象。
公元1368年，明朝政权建立。朱元璋无力对付北方强大的蒙古族势力。据《明会要》记载，明政府将东胜州（托克托县）、云内州（土默特左、右旗）、丰州（阴山以南地区）等地14万户，迁至朱元璋老家——安徽凤阳花鼓之乡，将其三州废。“凤阳花鼓唱词中‘走天涯，到天涯，天涯处处是我家’，也许唱的就是包括包头先民在内的塞北先民背井离乡后的心声。”内蒙古科技大学张贵教授动情地说。
后来，包头故地成为蒙古族阿勒坦汗的驻牧地。到了明代中后期，阿勒坦汗鼓励从长城以内迁入的汉人来土默特耕耘，给他们土地，给他们毡房，给他们牛羊和耕畜，请他们把内地的农耕技术传授给蒙古族。随之，一些匠人，如手艺匠人、皮毛商、皮匠等相继出口，这些不堪忍受明廷差役和地主压迫的口里农夫及手艺人便成了塞外的移民。他们为蒙古族的农耕文化和手工业发展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当时的丰州滩（阴山以南地区），由于大批汉族农民迁入，荒废的古丰州农业生产又恢复和发展起来，出现了“人言塞上苦，吾言塞上禾”的祥和局面。那时的丰州滩仅有5万余人，明政府和清朝初年当局对长城内的移民是有明令禁止的。
四、明清晋陕300年的西口梦
包头历史上第四次大迁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轰轰烈烈的走西口了。
“走西口，闯西口，步履蹒跚几回首。几代人，几代愁，心胆俱裂离家走。路漫漫，埋白骨，生死攸关哭上走。” 可以说，当年的走西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规模宏大的人口迁徙现象，从而形成了包头特有的移民文化。
走西口是从何时开始的呢？据了解，历史上的走西口，大约经历了两个高潮阶段。明朝末年到清朝咸丰年间是第一个移民期。这一阶段，清政府逐渐放松了对蒙古民族的封锁，使一大部分晋陕汉人在包头地区得到了土地租种权。另外，当时晋陕地区的人民忍受不了中原连年的饥荒战乱，于是，无已生计的百姓们只好拖儿带女西出张家口、杀虎口，几经艰辛落脚包头。
从清朝光绪末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是第二个移民高潮阶段。出现这个高潮的主要原因是清末的“贻谷放垦”和民国时期的“移民适边”政策，极大地激发和鼓励了“口里”人去口外农耕和耍手艺，实则大多数仍属逃荒。
西口路是一条凶险的路，也是一条生存的路。漫漫西口路上，走西口的人们终于找到了一块栖身之地，找到了一片风水宝地——塞外包头。
西口路是一条凶险的路。这路可谓长，竟走了近3个世纪；西口梦是一个缠绵的梦。这梦可谓长，竟做了约300多年……
据史料记载，在走西口的高潮阶段，山西保德县每年走口外的人约在3000人到4000人，河曲县和偏关县各为4000人和3000人，若遇大灾年，每年进入内蒙古逃荒的约有万人之多。现在包头地区叫“营子”、“疙旦”、“窑子”的村落特别多，大多数都是河曲或府谷人的后代。从光绪元年（1875年）到1940年，在内蒙古定居的河曲人约有10多万人。
走西口的人们到了包头，与蒙古族人民相处得极为融洽和谐。可以说，口里人对蒙古民族无不感恩戴德，对蒙古民族的忠厚善良及宽容大度无不铭记心里。他们毕竟不是大漠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能够填饱肚子，不被饿死冻死，便是唯一的希冀和追求，他们终于如愿。他们与蒙古民族和睦相处，水乳交融，共同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辉煌历史和世人称颂的蒙汉文明。走西口的人们为了表达他们的真情厚意，便用他们娴熟的河曲民歌抒发了他们由衷的感激之情：
石榴开花石榴树，沙海漫漫没尽头。顶风冒雪闯西口，塞外才是安全处。漫片片草地绿油油，这地方才能住长久……
到了清朝光绪年间，经过大批晋商的努力，当时的老包头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商业重镇”、“水旱码头”、“粮食、皮毛、药材的集散地”。到建国前，把老包头说成是我国北方地区商业经济中心，一点儿也不夸张，水路、旱路、铁路都在这里连贯，当年的兴旺情景由此可见一斑。
从建国初期到1960年，包头也出现了一次移民高潮。建国初期，包头城仅有8万人口，后来由于国家对地主、富农的政策，使得很多的地主、富农从山西跑过来，成为了包头人。当时逃到包头的这些人以府谷、河曲人居多，大部分都住在包头市东河区的西脑包地区。上世纪50年代，一方面国家为了建设第二个钢铁基地——包钢、内蒙古一机、二机等西部最大的机械制造厂，一大批河北、山东、天津、四川、辽宁等地的军转人员被分配到包头来支援建设，全国各地的所谓“盲流”也来到了包头，加入到大型企业的建设当中。另一方面，上个世纪50年代末山陕地区连年旱灾，一大批饥民也“口里出口外”，来包头或靠手艺为生，或打工务农定居下来。到1962年的时候，包头的人口激增到100多万人。
如今，走西口的晋西北人和陕北人的足迹早已被黄河掩埋，偏关纤夫那浑厚、凄楚的号子也不再回响。然而，厚重的西口文化在包头却刻下了不朽的印迹。
移民给包头故地带来了中原的文明，4次民族大迁徒又带走了北国塞外边风。中原文化与北边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晋陕文化与草原文化在这里交融，交错，交流，形成了包头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移民文化、阴山文化。这一移民文化也是草原文化灿烂的一部分，共同书写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辉煌的一篇。
来源：包文化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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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10 15:0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