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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是中国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小说。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1986年12月首次出版。
该书以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十年间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9月23日，该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张伟： 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路遥“以命搏文“，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熬制了这部上百万字的鸿篇巨著，一直到今天，30多年过去了，《平凡的世界》依然是各大院校借阅量最大的图书之一，很多人在这本书里找到了出路和未来。路遥对年轻人的善意，对贫穷、苦难的诗意的描写，对向上向善精神的由衷的赞美，深深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申中明： 是的，我第一次接触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被书中的孙少平、孙少安两兄弟深深的吸引。小说主要是通过孙氏兄弟，尤其是通过弟弟孙少平的人生轨迹，逐步牵出“八十年代新一辈”人物群像的。小说第一部，写双水村农民孙玉厚举全家之力也只能让儿子孙少平穿着破旧的衣服、吃着最差的“丙菜”在县立高中苦读。但少平有一颗不肯服输的心、酷爱读书善于思考的习惯、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憧憬，坚持读完了高中。这样小说第一部就以孙少平的苦读为中心辐射开去，渐次写出了孙少平的众多不同阶层、不同境遇的同学和同乡的青少年时代。
申中明： 第二部写孙少平不愿和婚后“分家”单过的哥哥孙少安一起在农村发家致富，甘愿像乞丐一样来到地区政府所在地黄原市“揽工”，在平凡生活中追求精神上的不平凡。孙少平在“揽工”过程中初步确立了“关于苦难的学说”，就是坚信人生不分贵贱贫富，只有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工作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因此底层青年不应任何艰难困苦击倒，而要一次又一次迎接命运的挑战，从中领略生命的尊严与价值，而不仅仅满足于获得一些金钱以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作者通过对孙少平不断贱价出卖苦力的“揽工”生活的精彩描写，在1980年代中期率先触及农民工进城现象。不同于1980年江苏作家高晓声颇具戏剧性地描写“陈奂生上城”或路遥本人笔下高加林“走后门”进城的个案，《平凡的世界》敏锐地发现，随着农村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以及刚刚启动的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不断增长的需要，农村富余劳动力必将大规模转移到城市这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孙少平只是在这个历史趋势中涌现出来的无数“揽工汉”的一个典型。这就使《平凡的世界》当之无愧地成为1990年代和新世纪之交勃兴的“打工文学”的卓越先驱。
张伟： 小说第三部，写孙少平在黄原市郊阳沟大队好心的曹书记帮助下，获得“招工”机会，成为大牙湾煤矿井下挖煤工。在一大群跟他年龄相仿的“煤黑子”中间，在幽暗、紧张、危险的地下采煤坑道，孙少平进一步丰富了以“劳动者的尊严和意义”为核心的“关于苦难的学说”。作者同时也强调，孙少平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念和人生道路的分化、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始终抱着善意的理解与宽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相比《人生》中充满高加林的不平之气，当路遥不断叙述‘苦难’时，《平凡的世界》反倒显得更加平和与隐忍”。孙少平谢绝妹妹的男友、省委副书记吴斌之子吴仲平试图通过关系安排因井下事故身负重伤的他留在城市，坚持返回煤矿，并非出于他对城市的偏见和傲慢，他也并非“一定要在某些不协调甚至对立的认识中分出是非来。比如，孙少平自己不愿来大城市生活，并不意味着他对大城市和生活在其间的人们有丝毫鄙视的情绪。不，恰恰相反！这个人常常用羡慕和祝福的眼光看待大街上红光满面的男女老少。”孙少平决定重回矿区，主要是躬行他自己“关于苦难的学说”，“一些人因苦而竭力想逃脱受苦的地方，而另一些人恰恰因为苦才留恋受过苦的地方”。暗无天日的井下和单调乏味的矿区有他割舍不下的牵挂，他觉得听从内心命令做出的决定肯定比依靠世俗标准患得患失的选择要正确得多。
申中明： 孙少平在探求成长之路上先后接触的“八十年代新一辈”，有来自乡村的贫困学生，有文化程度不高而只知拼命干活的“揽工汉”，有每天冒着生命危险下矿井的“煤黑子”及其提心吊胆的家属，也有生活相对富足的知识分子或干部子弟顾养民、李向前、武惠良、杜丽丽，以及大学生田晓霞、田晓晨、高朗、吴仲平、孙兰香、金秀等。这些众多的同龄人在改革年代经历了各自的人生洗礼，探索着各自的生命意义，由此组成多声部的青春交响曲。
张伟： 青年问题一直是《平凡的世界》备受专业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关注的焦点，但如前所述，对青年的关注往往集中于孙氏兄弟，而忽略了包括青年群像在内的更多人物群像的重要性。就《平凡的世界》对青年形象的描写而言，其主要方式也是在相互联系中呈现出包括孙氏兄弟在内的城乡两地各行各业众多青年不同的境遇、成长道路和内心世界。作者力图囊括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经历了整个七十年代的极度贫困、进入八十年代之后迅速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
申中明： 其他大量青年形象在实际生活和精神情感上并不以孙氏兄弟为中心。他们有各自的人生轨迹，有跟孙氏兄弟不尽相同的对生活的认识。如果说作者写孙少安的着眼点是为了个人与乡邻的发家致富而经常操劳到“纳命的光景”，写孙少平的着眼点是在沉重低贱的生活与工作中始终不忘追求普通劳动者的尊严与价值，那么即使在双水村，孙少安也并非独一无二的典型（“挖塘养鱼”的田海民夫妇就与孙少安夫妇很相似），而正如田晓霞所说，孙少平充其量也不过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同龄人”而已。
张伟： 作者看重少安的勤苦与善良，珍惜孙少平作为底层劳动者崇高的精神探索，但既然是写普通人的不普通，平凡世界的不平凡，那么在青年群像的塑造上就不能千篇一律，更不能让居于次要地位的其他青年沦为孙氏兄弟的翻版或影子。实际上，作者不仅千皴万染描绘了孙氏兄弟的善良、坚毅与探求，也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其他青年人同样缤纷多彩却绝非孙氏兄弟的翻版的青春之歌。
申中明： 比如孙少平的好兄弟金波，从小敢作敢为，一直无私地帮助和鼓励着孙少平。他的成长与成熟跟孙少平一样迅速。尤其从部队复员回乡、跟随父亲学习驾驶之后，金波的成熟度甚至已经超过孙少平。他跟孙少平一样不甘心一辈子做农民，内心深处总是听到模糊而有力的来自远方的呼唤。但他十分体谅父亲金俊海，不想提前顶替父亲捧上“铁饭碗”，让刚刚人到中年的父亲空虚失落。在生活的磨炼中金波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他全部的生活重心就是像堂·吉诃德对情人杜尔西尼亚那样刻骨铭心地思念那位不知姓名的藏族姑娘。他将这一段情感隐秘深埋心底，在最好的朋友孙少平面前也不肯轻易吐露。金波的强悍与隐忍、深情与脱俗、孤绝与内敛，某种程度上比内心世界全然敞开的孙少平更有魅力。
张伟： 再比如跛姑娘侯玉英，高中毕业后追求孙少平不成，就及时成家，大大方方摆摊赚钱，并不觉得特别失败。漂亮好强的郝红梅当初“攀高枝”抛弃了孙少平，后来又被自己主动追求的同学顾养民所抛弃，被迫在异地隐姓埋名，成家立业，不幸很快沦为寡妇。如果不是与同样自卑而又终于战胜自卑的老同学田润生倾心相爱，郝红梅的命运肯定不如她的老同学、老“情敌”侯玉英。在实际生活中，路遥每次碰到侯玉英、郝红梅这样的旧日同窗，都“真想哭一鼻子”；他对这一类人物的关切并不在孙氏兄弟之下。
申中明： 是的，路遥笔下的这些人物都非常的鲜活。《平凡的世界》各级各部门干部形象，主要是县级以上中高层干部，公社（乡）和村（队）基层干部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还很少脱产，基本属于农民形象的系列。中高层干部代表，是原西县分管农业的革委会副主任、勤政爱民、工作扎实、富有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的田福军。小说第一部写田福军目睹濒临崩溃的原西县农业和农民生活，很想有所作为，但限于僵化落后的观念与政策，在方方面面的掣肘下无计可施。第二部写田福军在农村新经济政策以及整个国家政治生活恢复正常的形势鼓舞下，排除干扰，励精图治，迅速改变了原西县面貌，但也遭到思想落后自私自利的领导与同事的陷害，一度在省委组织部搞“清查”（等于赋闲），所幸因为新任省委书记乔伯年、省委分管组织人事的副书记石钟的赏识，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黄原地区行署专员，很快做了地区党委书记。到了小说第三部，因群众口碑好，工作出色，田福军又被提升为省委副书记兼省会城市党委书记。田福军面对更大的工作挑战，强忍着丧女之痛，更加忘我地投入工作，而他过去的许多同事和上下级也都经历了改革年代的洗礼，各有沉浮升降的命运转折。
张伟： 当然关于田福军，小说也有一些些精彩的细节描写。比如他在挂职省委组织部搞“清查”时的“儿女情长”，十分难得地关注了儿子晓晨和女儿晓霞的成长，意识到自己作为父亲的疏忽与失职。他能够理解侄女田润叶的不幸婚姻。他后来才知道，润叶之所以答应嫁给没有一点感情基础的李登云之子李向前，主要是因为老岳父徐国强对润叶的一番“点拨”。这位退休的老领导为了把李登云在政治上拉倒女婿这一边，不惜用润叶做“棋子”，将担忧“二爸”田福军政坛困顿的润叶推向了婚姻的火坑，所以润叶的痛苦也成了田福军无法弥补的亏欠。他因为避嫌，很少回家乡三水村，但心里一直牵挂着父老乡亲，能够一口报出孙少平和金波爸爸的名字（一位是标准的老农、一位是普通运输公司司机）。晓霞因为在洪水中救人而丧命，田福军悲痛欲绝，但他在整理晓霞日记时发现了女儿与孙少平的恋情，不仅不奇怪女儿何以看中这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反而感激孙少平给予晓霞的美好爱情，索性让孙少平来保管晓霞日记。他感念旧情，因为过去在原西县工作时，副县长张有智经常和他一起对抗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的无理打压，就多次放过了与张有智交心、帮助后者迷途知返的机会，致使整个原西县的改革因为张有智的消极懈怠而长期止步不前，也由此造成田福军本人政治生涯中不可原谅的一个错误。所有这些往往一闪而过的细节，使作者心目中近乎完美的改革者形象的理想化概念化倾向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
张伟： 少安和少平，一对在改革浪潮中历经苦难的农民兄弟，凭借他们的诚实和坚韧、智慧和勇气，在摆脱贫困、寻求幸福的道路上，不屈地前行。少安虽然在学校成绩优异，却因家境贫寒，高小毕业即回乡务农。但他并未就此沉沦，在挑起家庭重担、供弟弟少平继续读书的同时，他开始思谋着带领全村脱贫致富。先是在全村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尔后办起了砖窑，其间，虽经历与润叶的分手、砖窑塌陷、爱妻秀莲罹患癌症等种种变故，但倔强的他仍没有被压垮。少平高中毕业后，回双水村做了一名民办教师，田晓霞给他寄来的报纸和信件，促使他萌生了离开故土、到外面的世界闯荡的想法。从只身一人去黄原城打工，到后来去矿上当采煤工人，无论在哪里，他都用那颗热情拥抱生活的滚烫的心，面对着人生的每一次悲喜。晓霞的罹难，师傅的死亡以及自己为救徒弟而身负重伤，让他承受了过多的磨难与打击，也让他迅速成长、成熟起来。
申中明： 路遥说，“写作就是燃烧自己”。为创作《平凡的世界》，他花4年时间阅读100多部长篇小说及各类书籍，翻阅10年间全国主要报纸，多次重返陕北故乡。得知作品获茅盾文学奖时，他说：“很高兴，但当初只想着写，能不能获奖确实没想过。”
张伟： 路遥从小就感受到了因为贫困而带来的悲苦。七八岁的他，被迫从原生家庭过继到一个陌生的家庭。在县城上小学的时候，他夏天吃的是馊饭，喝的是冷水，养母甚至拄着打狗棍要饭供他上学。尽管生于贫瘠，路遥却如他和多位文学青年共同创办的文学报《山花》的名字一样“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给一切卑微的人带来了希望，勇气和光亮。
申中明： 其实路遥笔下的孙少平就有路遥的影子。路遥在写出《平凡的世界》之前就已经有一篇非常优秀的小说《人生》问世。路遥在1982年第3期《收获》杂志发表的13万字中篇小说《人生》，思想艺术成就达到了“新时期文学”的巅峰，不仅小说本身，根据小说改编的话剧、电影和电台广播都深深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人生》毫无疑问已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名著经典的殿堂。
张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像路遥这样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人并不多见。他心血熬制的史诗巨著，一开始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被质疑写法过于老套。1988年，转机出现了，在路遥的朋友，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长篇连播”节目编辑叶咏梅的极力推荐之下，《平凡的世界》乘着广播的“翅膀”飞到亿万读者的耳畔与心头。这部小说通过电波牵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有太多太多的人在孙少安、孙少平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作品让平凡的人们明白了生命的力量，懂得自己可以走多远，能够成为谁。
申中明：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还没有写完就通过广播传播的长篇小说，用现在的话说，这部书在那个年代就是年轻人狂热追逐的“网红”。
张伟： 《平凡的世界》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年轻人的真实写照，但30多年来，它的魅力从未消减。今天，这部作品依然在众多高校的图书借阅榜上位居榜首。路遥和书中的孙少安、孙少平一起，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张伟： 路遥所有作品都是励志的，都是鼓舞青年积极向上的，鼓励我们用青春和生命去完成历史交付的神圣使命，‘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路遥的作品成为诸多底层少年的人生教科书，成为理想与寄托的对象，他对劳动美德与理想爱情的书写博得了许多动情的眼泪。在路遥之前，乡间的苦难从未获得如此‘瑰丽’的诗情呈现，这也使他的作品对于缺乏问题意识与悲剧感的普通读者具有长久的吸引力”。
申中明： 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生而孤独，幸福可以无限靠近，却永远无法抵达。”路遥这样一位有才华的作家，英年早逝，让喜欢他的读者扼腕叹息。记得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的一篇文章中说，写完《平凡的世界》的最后一个字，他的手抖得握不住笔，在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里，他把钢笔折断扔出了窗外，然后打了一盒冷水，在冷水中浸泡了好长时间。他当时是幸福还是悲伤？我觉得悲伤的成份多一点。他的离去，让人有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壮感。
张伟： 人们说作家生命的长度是由他的作品来决定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路遥还活着，并且将继续活着。
（来源：包头市评论家协会主席、教授 张伟，包头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公务员 申中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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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30 17:5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