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久冰丨 《信不信由你》
之所以想到“信不信由你”这个话题，其实是偶然翻书时生疑所致。我已打工多年，难得有春节这样的长假。假期如何度？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从小无大志，所爱既无缘升大官，也无能发横财，只是无意间喜欢读书，于是就从小一路读到现在。我深知，百无一用是书生，不过，人已花甲，形而下的有用、无用于我都是浮云，我只按着自己的习惯活下去就是了。我知读书无用，就如呼吸也不能创造价值但你还要呼吸一样，所以，读书不过就是我呼吸的一部分，没有目的，只有过程。但过程也不是一片虚无，过程中也有发现，也有喜怒哀乐。
一
这个春节长假，就找几册厚书来读，不为学问，只为消磨时间。先是网购了《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全套4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译，2011年5月第一版]，网购只图省钱，原书标价880元，而网购才是200元(此处窃喜)。后是去包头图书馆借阅一册《简明新全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借书比网购还合算___免费。当然，这五本书，我现在并未读完，但每册书的前言后语，在得书当天就已细读，这是我非常个人化的阅读习惯，从前言后语中便知该书的大体模样。我这把年纪了，读书已与功名利禄无关，只是想通过书籍这个桥梁，知道一下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读书可以想像描绘出这个世界的大体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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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读了这两套书的前言后语毕，我读书的兴趣骤然锐减。我才知，自己枉活六十载，为什么不好好享受中国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的人生几何对酒当歌的快乐呢？何必抱着一堆良莠不齐的破书自找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苦恼呢？特别是当下的时间、空间，不读书不过是自然死亡，而在中国读能读的书无异于是一种自愿服毒的慢性自杀。
我读书的本意是想了解整个地球世界的真相，既想知道真实的中国，也想知道真实的外国。中国人说中国，我当然早已领略，能留存下来的，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歌功，一种是颂德。中国文章里也有批判，不过是当朝批判前朝，当任批判前任。批判前朝并不是为了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而是为了歌颂今朝的伟大，批判前任也不过就是为了彰显当任的英明。对中国书里的糟粕，前人多有论及。记得，当年鲁迅先生在为《京报副刊》“青年必读书”作答时说“我以为要少___或者竟不___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说不看中国书，是他熟读中国书，知道其欺和瞒的特色，故言少看或竟不看。那时的外国书，编辑方还不懂得要求“自己来写”或“删节”，对外国书的汉译还算原汁原味，所以，借外国的书，还可窥得中国和世界的一斑真相。
当然，我愿意读点外国书，倒不仅仅是中了鲁迅一人的流毒，我也中了周有光、何兆武等人的流毒。周有光说，在全球化已成大势的当今世界，要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而不是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顺应世界潮流时，中国就会进步。周先生会通古今中外，当然有世界眼光。而我辈多数人无条件实际考察世界，退而求其次，只能以读外国书来作为了解世界的重要渠道。
何兆武说，当一国理念与普世价值不同甚至相反时，需要修正的不是普世价值，而是一国理念。了解普世价值，必须要读外国书。何先生还说，要想有正确的历史观，就要努力做到古今会通、中外会通、文理会同。中外会通，当然要读外国书，最好读外国原著。可惜，我读外国书，只能借助他人的汉译，我知道傅雷、许渊冲、杨宪益、草婴等大家，就是通过看他们翻译的作品得知。这些人的翻译，可以说，都坚持着信、达、雅的原则，信即忠实于原著，达是译文要通顺明白，雅即是简洁优雅。翻译的核心是信。
可今日已不然，不仅是中国的许多书充满了欺和瞒，不可信，连外国书，经中国“出版方”要求，竟也有了欺和瞒。偌大中国，竟然摆不下一本没有欺和瞒的书？
读前列二书前言后语，我真有点恍惚。鲁迅那个年代，外国书变成中文书叫“翻译”，今日，外国书变成中文书叫“编译”，“翻”与“编”，差之一字，谬以千里。《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前言说，邓公在接见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时指出，“外国的部分搬你们的就是了。将来中国的部分我们自己来写。”邓公不愧是王者风范，求同存异嘛，外国的部分是同，中国的部分是异。异即特色，看来，邓公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蓝图构思早已成竹在胸。《简明新全球史》译后记说，需要说明的是，译文原则上力求忠实，只是在原著涉及中国历史等个别地方，如术语表中的某些涉及中国史的词条等，应出版方要求，略作删节处理。难道，外国人看中国和中国人看中国非得不同吗？而且，外国人的普识有碍中国人的观瞻吗？为什么非要自己写？为什么非要删节？！我又想到了鲁迅先生当年所言，“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圣经》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鲁迅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指出中国人历来喜欢瞒和骗，至今已过近百年，历史又在上演着新一轮的“无新事”。《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编译过程中的"自己来写”不过就是骗，《简明新全球史》翻译过程中的“删节”不过就是瞒。
二
怪不得，鲁迅当年曾说，人生识字糊涂始，当然，鲁迅先生自己也说，此语翻自苏东坡先生所言“人生识字忧患始”。东坡先生所处时代及之前的文字，大概还有一些家国情怀，所以，识字后不免忧国忧民。而中国的文章一路下滑至鲁迅先生所处的清末民初，能幸存下来的主要篇章多是些歌功颂德的劳什子，但鲁迅所闻所见的社会现实，几无可歌可颂者，如此，识字的内容与现实形成强烈反差，所以，鲁迅不得不坦承，人生识字糊涂始。正是由于识字后强烈的糊涂感，才引发了鲁迅一代人的质疑、独立思考，鲁迅说，遍翻中国历史，才从字缝里读出两个字:吃人！可惜，多数识字的人，至今读出的不是吾皇万岁，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或者奴才该死……
三
当然，任何书都是人写的，人都有主观价值取向。但地球人普遍达成共识，每个人的主观价值取向都不能与客观事实、科学验证、人的理性、普识信仰等内容相违背，换言之，任何人的个人价值取向绝不可以反人类、反科学、反信仰自由。如果《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中涉及中国的部分，有以上“三反”倾向，那当然就必须“我们自己写”。倘若不是，那又何必要“我们自己写”？正如中文版前言中所云，《不列颠百科全书》除英文版外，还有法文、日文、土耳其文、希腊文、西班牙义、葡萄牙文、中文、韩文、匈牙利文和波兰文等多种外文版。我从相关资料查证，除中文版有“自己来写”这一特色外，其余各文种版本都是照英文原版直接翻译。看来，英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并无“三反”倾向，地球人普遍认可的内容，我们非要“自己来写”，孰是孰非？我一井底之蛙，当然不得而知。或许，此问题如钓鱼岛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下代人总有智慧解决。其实，这是邓公的伏笔，当时，中日势均力敌，邓公觉得，下一代，一定是我(中方)得势，所以，钓鱼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不列颠百科全书问题是否如此？当前，"我们自己来写”，下一代该怎样解读，自有其规律。历史规律，谁也不可抗拒。
四
当然，从今天人类的认知角度来看，人类的客观历史与传说或记载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有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远古人的传说、记载与事实不符是客观条件所限而致;而从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开始，即全球史普遍认为的人类进入“古典社会组织”阶段以后，这时地球上的各个人群，已经都有了相对稳定的统治集团，统治集团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叙述过去历史、讲述当朝历史时，就人为地有了许多篡改和伪造。如此，就有了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董狐之笔，秉笔直书的美谈，董狐之笔被孔子颂赞，正是由于当时许多史官从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出发，歪曲历史已成常态。在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批判胡适时，有一句广泛流传的名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意即历史可以任意改写，并将这句话的出处安在胡适头上。其实，胡适的原话是“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胡适的本意正是批判当时的强权与专制者故意篡改历史、隐瞒真相，胡适强调历史一定要客观真实，而不能人为篡改。批判胡适的发动者也毫不隐讳地讲了自己的历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遍翻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几乎找不到一个普通民众创造世界历史的事例。愚公是人民吗？后羿是人民吗？女娲是人民吗？陈胜是人民吗？秦始皇是人民吗？刘邦、朱元璋哪位是人民？这句话的出处是《论联合政府》，时在1945年4月24日，这句话与其说是一种历史观，倒不如说是号召民众起来造反的一句口号。
纵观人类历史数千年，虽然，相对聚居在一起的不同种群有着各自不同的语言、文字、文化传统，但这些不同的人群所走过的历史进程确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用当代历史学家的话语来叙述，就是在那时，不同群落的人们都将神话、传说与现实当作可信的历史，人们普遍认为天地万物皆有神性，人也可有神性，如美索不达米亚的吉尔伽美什、埃及的法老、印度北部的因陀罗、中国的大禹、中美洲的玛雅人陈巴伦等等，这些治理部落的精英们兼具人性与神性。当时，所有人与今人一样，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死亡。人人都想永生，所以，人死后的归宿在哪里？这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先知们说，人们要在现世里克己修为，来世就可得到救赎。其实，至今也不例外，各种信仰的产生及其流传，无不是围绕人在来世得到救赎这个主题。在人类文明史的起初，人们的现实生活与信仰是一体的，从神创论的角度回看，就是当时人们的“是”与“信”是同一的，“是"即客观的样子，“信”即人们认为的样子。那时，“是不是”的言说者与“信不信”的受体是同一群人，大家说的“是”，也就是大家的“信”，谁也不忽悠谁。
五
“是”与“信”的逐渐分离，应该是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文艺复兴运动唤醒的是人本主义，人们逐渐认识到，人才是地球的主人。此后，自然科学逐渐从神学与哲学中分离出来，换言之，人与神已是两个不同范畴的种类。自然科学解释的是人活着时的形而下问题，是“是”的问题，宗教信仰解释的是人死后去到哪里的形而上问题，是“信”的问题。特别是达尔文公开提出人类与所有生命一样都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这一命题后，由此，开启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新纪元。自此，人们普遍认为，“是不是”属自然科学范畴，而“信不信”则属于宗教信仰范畴。
特别是进入当代社会后，政治家已成为了一种专门的职业，“是不是”的言说者已成为了职业的他们，“信不信”的受众已成为了平常的你、我。在民主制度下，如果言说者将“是”与“不是”故意混淆，那么，广大的你、我，在下一轮的选举中就用手中的选票将说谎者赶下台。但在一元化的社会制度下，“是”与“不是"早已混淆，他说是就是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这时的你、我，早已丧失了“信不信”的权利和能力。“是不是”已是霸王硬上弓、已是刀俎，“信不信”便是婢女、便是鱼肉。
六
倘若，你真的处在一个“是”与“不是”混淆的环境里，那你该如何生存呢？我们何不从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的海洋里https://bt.ziyoufa.com/data/attachment/forum/202103/03/104947j3ygwbyee6obh5h5.png饮一瓢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言说者可以将“是”与“不是”混淆，我们何不顺其自然，也将“信"与“不信”颠倒？我们心里信奉的内容，可以不言信，我们一眼就看穿的那些不信，可以假装信。如此，言者与听者便两厢安然，说不说由他，信不信由你。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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