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痕 发表于 2020-12-17 09:22:00

[文学] 吴久冰 | 《再回首》(二)

《再回首》(二)

      四、迷茫的中年时代


      我的中年,因一场毫无准备的被提拔而提前到来,就是前面说过的1985年,我23岁。那时的我,虽然已工作两年,但国有公司的生产管理岗位,人际关系简单,所以,提拔我到二0二总厂团委担任副书记时,我对社会的认知还如一张白纸。


      人们常说,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说的是白纸的主人,而不是指白纸本身。白纸不过是主人意志的载体或工具,能否画出新图、美图,关键还在于白纸遭遇的主人是一位怎样的画家。白纸遭遇达.芬奇,你就可成传世名作,白纸遭遇我们村的画匠,你就是一截冰凉潮湿的腰墙子(绘彩的墙围),白纸若遭遇一位根本不懂美术的灶头军,你就是一张引火的废纸,白纸若遭遇一位正好内急的人,你就顺手成为了一团污秽。而我自身是又薄又脆的廉价纸,落在哪个主人手里恐怕也很难描绘出像样的图画来,或者,我这张纸根本就不适合绘画,可能倒是适合抹上一刷子糨糊,然后补贴到漏风的破窗户上。当然,我这样说,倒不是为自己日后的坎坎坷坷作自我免责的铺垫,而是说,二十三岁的我,还根本没有做好当“官”的准备。


      当然,中国的官和外国的官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与欧美国家民主体制下的官员,更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通常,政治学里所说的官是指公职公务人员,官员与民众的本质区别就是官员手中握有支配公共资源的公权力。民主体制下,官员的唯一指向就是对他的选民负责,其主要任务就是为公众服务。中国的官员则不同,在中国当官,与发财几乎就是同义词,发财的直接结果就是可以衍生出许多特权来,或者说,特权与发财就是中国官员的一纸两面。包括我本人,之所以愿意放弃与技术专业接近的调度员岗位而去当团委副书记,主要还是冲着提高个人收入去的。至于公开场合说的当领导就是想干一番事业,连我这张官场上的白纸也知道那就是一句台词。中国的各项制度几乎全是官员确定的,包括官员收入、福利待遇方面的制度,即使官员不贪不占,其既得利益也比社会平均收入高得多。倘若公权力不受约束,那官员发财的收益就一定会跨越合法收入的边界。
      从理论上讲,官的职位是中性的,而当官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或者更形象一点比喻,官职是一条船,当官的人才是驾船的人,船的进、退、快、慢、直、弯,主要取决于驾船的人。当然,船和人都离不开行船的水面以及水面所处的大气候,遇上风高浪急,无论谁驾船,触礁、翻船的概率都会高,遇上龙卷风、台风,翻不翻船、驾船人死还是活,已属天意,非人的意志可以转移。欧美国家的官场,气候、水面、船起决定作用,中国的官场则是驾船的人起决定作用。


      话再说回来,我工作的单位是总厂团委,别说我那个岗位,就是那个单位,现在回头看,其实也是可有可无。所以,我这张所谓的白纸,根本不是主人如何画的问题,而是压根就没有主人顾得上去涂抹你,或者,你也根本找不到主人是谁。当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倒更适合年轻人的成长。后来,各种岗位上有许多共青团干部就任,我倒觉得,这与团派无关,而与这些人的阅历有关,特别是在讲政治的中国,团干部比其它人更早地阅历“政治”。


      当然,我成为团干部后,毕竟已是中国官场链中的一环,到我这里当然不能中断,因为我已经关联了这条生物链的上游和下游。况且,当“官”的既得利益马上就让我尝到了甜头。我从调度员的69元/月,一下子就变成96元/月(正科级),我虽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但内心确实沾沾自喜。


      况且,我在总厂团委也遇上了好的领导和同事。关于我的团委同事,在以前的作文里已有过叙述,这里不再赘述。不过,为表达感激之情,我还是想再一次念叨一下他(她)们每一个人的名字。谢谢你,给我的爱,让我回到那个年代……我的顶头上司,团委书记洪雪萍,大姐长我7岁,1955年出生,属羊,洪大姐对我有知遇之恩,不管我是不是当“官”那块料,但我从69元/月一下子鲤鱼跃龙门为96元/月,绝对是大姐的推荐之功。人常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况且,大姐予我的,何止一滴水。后来,我与家人和大姐常相往,大姐视我与家人如亲人。大姐现居沪上,生意有成,日日健身,为她高兴。


      当时的二0二总厂团委也就是几位工作人员。办公室干事张浩,与我同龄,我去团委时,张浩已被借调到二0二厂的上级机构核工业部,张浩是包头师范专科学校英语专业毕业,除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外,还有超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他之所以被上级组织借调,大概就是因上级机构领导来二0二厂视察时,他正好参与接待,领导慧眼识英才,就看上了他,于是借调,借调不久就真的调到核工业部机关了。后来,我与张浩成为挚友,几乎与他的英语和组织能力无关,而是源自相互的性格和观念。我曾经读过何兆武写的与王浩(巧了,也有个浩字)往来的回忆文章,挚友的友谊基本与形而下无关,而多与形而上有关,用今天的话说,大概三观类似。


      组织干事王秀玲,长我2岁,绝对是一枚大美女,团委机关门口来人络绎不绝,90%是冲着她来的,有的人是搭讪,有的人是撩闲,也不乏有抛出橄榄枝者,但洪大姐对我悄声说,王秀玲已有意中人,是总厂三车间的一位青年才骏,车间副主任,德才兼备。


      宣传干事赵富,大约与洪大姐同龄,棋琴书画无所不通,会画画,会各种乐器,会唱歌,而且好酒量。


      生产干事李勇先,真是一把好手艺,车、钳、铆、电、銲,无所不精,凡是人工可为的,他都能行,可惜,那时还不兴工匠精神,慢慢地,勇先也就悄悄落幕了。前年,我打过一次勇先的电话,电脑提示音,您拨打的是空号…勇先,看到此文后,方便时回电,我电话未变。


      生活委员田炳华,小我一岁,天生的乐天派,大嗓门,脸上的表情总比内心情感快一步,如此,炳华是我的话友,因为,我总想把明天的事在今天就述说。


   那时,提倡共青团组织自己办实体。二0二厂团委也办了实体___养鸡场,规模大约也有上万只,鸡场的场长是石晶。石晶踏实做人、埋头做事,是我团委机关成员中典型的老黄牛。后来,石晶官至二O二厂纪检委副书记,从未见他耍过威风,还是一如既往地平易近人。石晶已退休多年,退休后,他曾只身骑自行车从包头奔赴拉萨,在朋友中一时传为美谈。


      后来的文艺干事刘丽媛、马雪虹,也是团委下属单位青少年宫的艺术老师,刘丽媛大约长我五、六岁,心直囗快,会弹电子琴,女高音,民族唱法。前年春节,我与老伴在海南琼海过年,老伴说,在万泉河边遇到了刘老师,只是,刘老师对二O二厂已记忆模糊,往事不堪回首。马雪虹是包头师范学校幼师专业毕业分配至团委,在我眼里就是孩子,也会各种乐器,倒是适合做一名音乐老师。


      我来团委的第二年,团委又招聘来一名新同事,内蒙古团校毕业的魏新国,小我一岁,乌盟口音,勤劳朴实,记得他的工作岗位好像接了王秀玲的班,王秀玲转业至总厂工会女工部。小魏与我同室对桌办公,再加共同的农村娃出身,还有不用翻译就能听懂的此地话,我与小魏就天然亲。小魏写一手流畅好看的硬笔书法,工作期间,我的多数公文草稿都让小魏誊抄一遍,然后才去打印。小魏在1989年后还与我搭班子,我是书记,小魏是副书记,我们可是一票一票被选出来的,这是后话。小魏现在已是五十七岁的老魏,是二0二厂在职的中层领导,不论未来怎样,我的概念里,小魏就是个本份的好后生。


       后来,陆续的同事还有徐波、于万林、郝长滨等人。徐波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大概是学文科的,有非常好的文艺品鉴素养,用中国话说叫小资情调,用外国话说叫贵族气质,徐波穿衣服,都有品牌,徐波听音乐,绝对分类,通俗的、民族的、美声的…徐波吃饭,说是不挑,但筷子的指向应该是他胃口的真实表述,荤素要搭配,主副要配备,干稀要均匀,凉热要平衡,与徐波小坐,我知道了生活的情趣,可惜,共事时间太短,徐波的理想与未来,我还没来得及了解。后来,偶尔也小坐,徐波也到中年,谨言慎行,我们也就自觉地与天下屏蔽,只是把酒言欢。


         于万林是个性格外向的人,基本上心口一致,他来团委,是宣传委员,这到是人尽其才,他的好口才,放到宣传岗位才不屈才。记得当年包头市委某任书记曾在全市干部大会上说,宣传太重要了,在日语里,宣传部就叫鼓动部。谢谢万林当年的鼓动,让平淡无奇的共青团工作能拧出麻花一样的花样来。前些年偶遇万林,也苍老了,万林与我相见,彼此激动,我拥抱万林时差点摔倒,万林向我表述时,也有点结巴,这不符合万林口才的规律,但我知,倒也适合我们之间在几十年后偶然邂逅的场景…


      郝长滨是地道的东河人,一口此地话,上唇一横密密的小胡子是他的Iogo,他绝不是模仿鲁迅,因为,交流中,他没有一句话与鲁迅杂文沾边。那时,团委的少年宫乘改革开放的大潮,也想开放创收,长滨具体负责,于是,与人合作,放一些港台录像片,五毛钱一张门票,长滨为团委创收了一大笔现金流,偶尔,我们以集体活动为名,吃碗拉面,喝瓶啤酒,支出就源于长滨的创收。后来听说,郝长滨与任光谱、马勇一起创办了“好人马礼仪公司”,专营人世间的婚丧嫁娶,我倒觉得,长滨这位英雄才算有了用武之地。


      团委下属有三、四十个直属基层团组织,那些人的面孔,至今历历在目,方便时,咱们一起聚聚。


      团委确实是个清水衙门,平时几乎无人问津。但也有热闹时,那就是本级、上级、下级团组织机构换届时。更何况,八十年代中后期,民主选举在中国小有气候,共青团系统更是风气得先,这大概与这个系统的前辈领导胡耀邦先生所开创的民主、开明作风有关。


         1987年,是内蒙古自治区团委的换届年,书记等额选举,副书记差额选举,我才知道了,选举还真是有竞争,尤其是差额选举。在我眼里,那几位候选人都很优秀。当选的人,在后来果然都发展不错,为避免高攀之嫌,我在这里就不列出他(她)们的名字了,当时的这几位当选者,今日已分别是副国级、正省(部)级、副省(部)级。当然,什么级,什么级,对我一个退休的老汉来说已毫无意义,今日里只是当故事说说而已。况且,二十年前旅游时,我就近距离目睹过瑞典国王、芬兰总统、丹麦首相。至今,在我的观念里,什么级别的官,都是人间的分工不同。官员若神秘、神化,于己于民都是一场灾难,古今中外,毫无例外。


      1988年,是包头市团委的换届年,选举过程一波三折。当然,那几位候选人和当选者,今天看,也是人中龙凤。虽然,有些人后来出了事,即所谓的被双规,那也不奇怪,既然那么多被组织看中的人都可以出事,他(她)为什么就不可以出事?!永康、才厚、熙来等人哪个是白给的?李瑞环讲过,个别问题要从自身找原因,普遍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遗憾的是,约好的饭局,因主宾未到,黄摊儿了。摆好的麻将,因三缺一,散摊儿了……


         1989年,那是个夏天,中国有风波(邓公语言),二0二厂团委有换届选举,那场选举中我是当事人。自己虽然勉强当选,但有违组织意图,后面的路,虽然我脚的大小未变,但我能穿的鞋却越来越小了。感谢当时那些考验我的领导,我这里丝毫没有反讽之意,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没有这样一场经历,我如我爹一样单纯乐观的性格还是改变不了。组织的严格要求,让我学会了怀疑,换成哲学的语言,我由乐观主义、理想主义者渐渐转变为悲观主义、怀疑主义、经验主义者。说不说、怎么说是你的事,听不听、信不信是我的事。这一次哲学观念的转变,也影响了我后半生乃至目前的人生道路。当然,日常生活中我还是要把形而上与形而下基本分开。数理化的问题必须叫死理,柴米油盐的事随行就市。可惜,离开校门后,几乎就遇不上数理化的问题,我的微积分真的白学了。日日遭逢的几乎都是形而下的事情,如此,我尴尬、挫败的后半生,真是就坡下驴的事,太自然不过了。


       不过,1989年,我及我家里还是有开心的事,这件开心事,足以鼓舞我的后半生。这年的5月1日,我女儿出生了。我和妻子都是平凡人,所以,也不敢企盼孩子成龙成凤,于是给孩子取小名,曰:凡凡。凡凡确实是个平凡的孩子,但也是个好孩子。我夸孩子好,不单纯是中国人的常言“孩子是自家的好”,而是说凡凡基本做到了知书、达理、通情。知书,她读生物学方面的博士课程;达理,就是讲理、有理性;通情,即处人处事时,大体可参照古今、中外、文理。当然,女儿还在成长中,我从不给她订目标,我只希望女儿快乐生活就行。孩子,趁年轻,探索和发现这个世界的奥妙就好,对人生来讲,有趣的过程比重大的成果更快乐。爸爸妈妈与你同行,咱们都望着快乐那颗星星。


      1992年,对于中国和我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春节前后,邓公南巡,从此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新阶段,自此后,市场经济在中国就官冕堂皇地登堂入室。对我个人来说,是走麦城的一年。这一年,上半年,我被派至内蒙古党校脱产学习一个学期。党校学习,大体不外两类,一类是重点培养提拔对象,来党校学习是必须程序;另一类是不被重用、可有可无的闲职人员,你上不上班,对所在单位几无影响,派你上党校是替单位顶差,如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我当然清楚,我被派去上党校,绝对是第二类。因为自己从未想过被组织重用这个问题,所以,组织冷落我时,内心也没什么触动,这倒是从另一个角度发扬光大了中国传统文化,朽木不可雕也,孺子下可教也。我确实把脱产学习当作了真的学习,许多人是假戏假做,而我确是假戏真做,除了把党校指定的书读完外,我又去新华大街南侧的新华书店买了一大堆自己爱看的书,自己当官时的主要腐败行为就是拿公家的钱买书自己私看。我还达不到学习强国这样的境界,我学习只是为了强己。我在党校学习时是两人一个宿舍,同宿舍的大哥家就在呼市,实际晚上就我自己。于是,我给爱人写了一封信(那时,信息传递还是以纸面书信为主),希望她带孩子来呼市转转,爱人很快回了信,我们约好了在呼市见面的具体时间,那年,女儿才三岁,爱人带孩子坐呼包公共汽车来,孩子还晕车,一路上母女俩遭了不少罪。我记得,我们一家三口去了中山路南侧的人民公园,人民公园有休闲的长椅,我们三口人就坐在长椅上真的休闲,我与爱人难得轻松地畅谈着未来,那时,我们三十岁,都天真,还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待我从党校结业回来,已是夏天,二0二厂团委又到了换届期。


      这次换届波澜不惊,继任者确实是位优秀青年干部,这位青年干部与我私交也很好,我对他的认可与组织对他的认可毫无关系,那时,他爱抽烟,我也爱抽烟,我爱下中国象棋,他也爱下棋,我爱看书,他也喜欢阅读,主要还是对一些人、事的看法观点近似。后来,他对我也有许多切实的帮助。那天,我看到他挥拍打乒乓球的微信视屏,腰身比以前苗条多了,步履也轻盈,我为他点了赞。丁飞老弟,下次去呼市,我得蹭你一顿饭。


      我自1992年从二0二厂团委转业,先后在总厂下属的分厂:镁厂、碱厂任职。在二0二厂的最后一站是核燃料元件筹备领导小组。


      我在镁厂任工会主席,马勇任工会干事,马勇原是十二车间的团总支书记,也算我共青团系统的下属。在镁厂,我们又在一起共事了。中国的工会与外国的工会不一样,外国的工会是个重要的维权组织,中国的工会与中国所有的群众团体一样,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各自范围内的成员,认真学习、积极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我知道工会是干啥的,所以也就知道自己是干啥的,说白了,工会主席手里几乎没什么有约束力的公权力,再加,我本人向来不爱揽权,于是就将镁厂工会的全部权力交给了马勇。马勇是个厚道人,你越信任他,他越对你负责,还想着法儿为你省钱,所以,镁厂的工会工作,借我个名,实际是在马勇的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还搞得轰轰烈烈,好像还被总厂工会表扬了。在镁厂工会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我对当领导有了一点深刻的体会,除了结婚生孩子这件事领导要亲为,其它各项具体工作,领导掺乎越少,结果越好。


      我从镁厂调至碱厂任生产副厂长,生产副厂长确实有一定实权,如对各二级单位奖金分配,有很大发言权,当然,相应地,生产副厂长的责任也很大。碱厂是化工生产单位,除了计划检修外,生产线一年四季二十四小时连轴转。感谢碱厂这两年的工作,让我对一线倒班的工人,对生产运行中的各个工艺环节,对风、电、水、汽、气等各项动力支持,对仪表、机修、废水处理等各项辅助工艺等都有了深刻了解。至今,对几位生产一线的工人、技术人员记忆深刻。临时工贾利,分别在碳化车间、煅烧车间的不同岗倒过班,只要他当班,他岗位上的各项生产指标就格外的好,真是高手在民间。电工组长郜松青,自学成才,他带的班组,不仅人人技术精湛,而且,班组风气也格外良好,郜松青本人绝对称得上又红又专,他不仅是我们碱厂的电工、仪表技术权威,在整个二0二厂电工、仪表行业也称得上大拿,他后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当之无愧。还有一位退休返聘至碱厂的技师___杜棠师傅,技师是工人身份里封顶的技术职级,可见杜师傅的技术水平,生产现场每有疑难杂症,杜师傅到场,就如变魔术般地将问题解决。印象最深刻是每次煅烧炉检修,因其体积大,而厂房又是一个封闭空间,所以,对炉子的吊装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我看到,杜师傅使用的主要吊装设备是现场自作的土玩艺___倒链,倒链体积小且移动灵活,庞大的煅烧炉就被小小的倒链奇迹般地吊了起来,真有出神入化之感。当然,碱厂还有许多同志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常常觉得自己命好,当生产厂长的两年期间,碱厂产品的产量、质量均有大幅度提升,当然,这主要应该归功于一把手肖厂长对生产的重视,另外就是碱厂广大干部职工的兢兢业业,还有就是碱厂不断进行技术改造也发挥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当然,自己的这两年,应该是一生中最忙碌的一个时段,半夜里,顶着刺骨的寒风,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赶往生产现场是家常便饭。
      这两年,我也切身感受了下级如何糊弄上级、上级如何摆弄下级的一些基本套路,这给我的人生体验上了生动的一课。


       1994年9月份,碱厂发生了一件大事,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行政一把手肖先生被青山区检察院带走。期间,正赶上中秋节,我还托人打通关节,专门去看守所探望了暂时落难的肖先生。在这之前,肖先生对我也很关心,但仅限于同事关系,这次探望之后,肖先生一家与我家便成为了要好朋友,一直密切往来至今天。后虽查明,基本是有人诬告,但公检法当然永远无错,于是以免于起诉不了了之。肖先生回厂后,又当上了镁厂的厂长,将镁厂的生产抓得像他当厂长时的碱厂一样风生水起。肖先生真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在这样一个年代里,肖先生是我遇到的稀有的对工作认真到叫真程度的人。后来,自己在工作中每想稀里糊涂时,一想到肖先生,自己就会脸红心慌起来,于是振作精神,努力认真。可惜,由于自己的底气不足,我还没有达到事事叫真的境界。


      肖先生出事后,碱厂工作当然不能停,于是总厂领导和组织部领导来碱厂开全体干部大会宣布,由我暂时主持碱厂行政工作(相对于党务)。才过了两周,总厂又一次通知让碱厂中层以上干部集合开会,会上宣布,让碱厂的另一名副厂长主持行政工作。对我,本来也是临时主持工作,所以,也不存在免职问题。我倒是也并未觉得突然,前面主持工作,也非我主观要求,后面安排别人主持工作,更非我能决定了的事。再说,从1985年开始当“官”,至1994年也近十年了,对官场的玩法,虽不精通,但也略知一、二了。我自己倒比平时更平静了,反而,班子中的一、二要好,基层的三、五骨干,纷纷为我鸣不平,我倒是安慰他们,不主持工作,责任更小,操心更少。到1995年1月份,领完了上一年度奖金,在当年几千元可是一笔大数。之后,总厂就将我调离碱厂,安排到二0二厂核燃料元件指挥部工作。主持碱厂工作的那位副厂如愿当了厂长。可惜,天不随人愿,或许是三分市场因素、七分人祸原因,自肖先生不当碱厂厂长后,碱厂的生产和经营情况便每况愈下,大概苟涎残喘了六、七年后,碱厂终于倒塌关门了。每每听到碱厂的凄凉结局,我就会不由地想到《红楼梦》里大观园的渐渐破败。


      真是歪打正着,虽然我来元件指挥部是被发配的意思,可幸运的是,元件指挥部的总指挥是李冠兴先生。我的名份是指挥部成员,具体工作相当于指挥部的办公室主任。如此,我有幸在李冠兴身边工作了近一年半。李先生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严谨的学术态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李冠兴是中国核材料冶金专业方面的绝对权威,他取得的科研成果,多项都填补了国内空白,有的成果还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可以说,李先生是国宝级的专家人才。1999年,李冠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实至名归。令人痛心的是,2020年12月1日,网上忽然传来消息,李冠兴院士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噩耗传来,我一时语塞,说好的北京相见,怎么说泡汤就泡汤了呢……李院士,一路走好……


      在李先生身边工作不久,1995年春季,我以35岁以下不受名额限制的身份,被评为化工类高级工程师。李先生虽然不直接参与投票,但他对我的屡屡表扬当然鼓舞了我。


      我知自己的半斤八两,学术上,我不敢高攀李院士;生产上,我也不敢高攀肖先生;爱岗敬业上,我也不敢去揩郜松青、贾利的油。但是,我可以学习他们的敬业精神,如果说,我人生的后半程略有收获,那应该归功于这些好人对我的影响,如果说,我人生的后半程一事无成,那只能说我自己不识时务。


      1996年初,公共媒体报道,包头市要公开招聘一批副县级领导干部。我早就想换个地方了,于是报名。笔试、面试、考核,我的各项量化成绩基本都是第一,大概,用人单位也想落个择优录用的名声,就简单地将我的高分数当成了优秀,这样就录用了我;放人单位巴不得我这盏不省油的灯早点滚蛋,于是,稀里糊涂,我就成了包头稀土高新区管委会的副主任,这样,我也成为了一名手握“大权”的政府官员。我入道政府官员的第一位掌门人是程先生,程先生对下属的要求十分严格,包括对我们几位副手。程先生长期在市政府工作,抓工作确实很有一套,让我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自己做了政府官员,我这才懂得,中国的官场,一把手才是官,余者,都是一把手的手足而已。中国官场就是向上负责的一局戏,老佛爷是有权无责的皇帝,想咋地就咋地。下面的各级一把手,其实就是仅次于上一级的小皇帝。所以,中国官场,只要把你上面的一把手应付好了就足已,下面的人、事,不过就是些垫脚石而已。只要把上一级一把手糊弄好了,其余事,不过就是老佛爷故事的缩小版,是缩小了地盘的想咋地就咋地。用现在说法,地盘大的,叫老虎,地盘小的,叫苍蝇。具体到我自己,因为没当过一把手,一直就是块或圆或长或方的垫脚石。后来,我屡屡被贬谪,其实就是在给一把手垫脚时,总是硌了人家的脚。如此,我知,当孙子也是门学问,一把手要的是真孙子,你被一把手看穿是装孙子,你就真的不是个孙子了,看你个龟孙子能喝几壶!


1999年,因高新区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有一场经济纠纷的官司,我就被单位派往北京专职打官司,所以,这一年,我大部分时间几乎全部滞留在北京,倒不是这场官司真的需要我天天留在北京,而是我自己避嫌,怕在包头干扰了所在单位其它领导成员的工作。


       我在高新区工作时的第二任一把手是苏先生。苏先生大约是2000年1月份到任。苏先生与我同岁,但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与工作阅历。苏先生到任不久,就将我从北京召回,而且,明确宣布为包头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苏先生是谋事、干事的人,黄河大街、稀土大厦等基础设施就是在他手上建成,希望铝业、伊利乳业、洽洽瓜子、韵升永磁等大项目就是在他手上引进,苏先生在高新区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讲话,号召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在高新区事业发展的同时,要让高新区全体员工实现“三个一”,每人一套房,每人一部车,每人收入达到一百万。于是,征地盖房,在2002年,稀土高新区机关的员工都以略高于建筑成本的价格,时价约800多元/平方米,每人购得一套房。2003年,高新区率先实行车改,制定了合理的优惠政策,高新区员工果然每人一部车。至于每人一百万,苏先生设计,应该是筹备上市公司,高新区员工全员参股来实现。可惜,苏先生于2005年因工作需要调离了高新区,人均收入一百万的目标已不是后任一把手的目标了,一百万就成为了包头稀土高新区发展史上的一段美好传说了。


      我与苏先生共事总共才两年多,从2000年初至2002年10月份。在工作中,苏先生对我高度信任,我也就愿意为他卖命干活,于是,我们就从同事关系成为了朋友关系。我与苏先生的友谊一直保持至今。苏先生离开高新区调往内蒙古自治区驻北京办事处工作。我每到北京,必去拜访苏先生,苏先生回包头,我们也常聚。这倒是应了那句老话,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2002年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发布公告,公开招聘20名副厅级领导干部。我征求苏先生意见,苏先生极力支持我报考。我是个书生,考试于我,就是家常便饭。于是笔试、面试,好像两项考试的加权分还侥幸混了个第一。于是被考核,大概是组织上考虑,也没必要非得把一个考分第一的人拿掉,于是,我就搭公开招聘这班车,稀里糊涂地混了个副厅级,被组织分配至锡林郭勒盟,担任副盟长。我于2002年11月20日去锡林郭勒盟报到,于2005年11月20日,因身体健康原因,辞去副盟长职务,自此,提前开始了我的老年生涯。离开锡盟那天,我忽然想到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挥挥衣袖,不带走这里的一片云彩……这年,我43岁。我总是不合时宜,老年从43岁开始。


      我在锡林郭勒盟工作了整三年,365天×3=1095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我曾工作过的同事有刘卓志、白志明、蔚小平、莘文印、牛志美、郁志云……等等,限于作文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出我这些亲爱的同事们的名字了。他们中有的人已经死了,愿死去的人安息。有的人已经平安退休了,愿退休的同志晚年幸福。有的人出事了,很可惜,也愿他们在那里吃好、喝好、休息好,倘若外边有需要跑腿的事,望给我捎个信,我当尽绵薄之力。有的人也提拔了,愿他(她)们在更重要的岗位上,为党、国家、人民做出更重要的贡献。


      在锡盟,我不过是盟级领导里的第二十来把手,锡盟的工作,有我五八,无我四十,故工作上的事,早已模糊淡忘。能记住的,一是吃喝,二是草原,三是一些朋友。


      我们从外地到锡盟工作的这些“走读”干部,集中住在一座公寓楼里,楼下有专门食堂,记得食堂服务的那个女孩有个很特别的姓:寿,我们都称她为小寿,一眨眼,自己离开锡盟已经超过整整十五个年头了,想必小寿已是中寿了吧,祝小寿长寿。食堂的饭虽不奢侈,但确实可口,干稀、荤素、主副等各项中餐要素均具备。锡盟的羊肉真的好吃。


      锡林郭勒大草原,真是名不虚传。尤其到了七月份,草原真的变成了绿色的海洋,一望无际,偶见移动的马、牛、羊,确如一颗颗珍珠洒落在绿色的玉盘里。


      我离开锡盟,只是告别了锡盟的官场,但我并未中断与朋友们的往来。前些年,我几乎每年夏天都带家人和朋友回锡盟,吃肉、喝酒、看草原、探朋友。曹师傅是我在锡盟三年时间与我相处时间最长的人,他专职为我开车,十分辛苦。曹师傅,有空到包头转转,锡林郭勒是大草原,特色是辽阔,包头有个城中小草原,特色是精美。刘勇是我的秘书,肯于吃苦耐劳,常常加班加点。前年见时,知刘勇身体略有小恙。刘勇,要注意劳逸结合,多保重,下次我去锡盟,咱们专题讨论一下健康问题。高建亭,当年是对口我工作的副秘书长,建亭有着良好的道德素养,出色的工作业务能力,我在锡工作期间,建亭默默无闻地替我担当了许多。我辞职后,建亭还蒙受了一些不应有的委屈。建亭,老哥欠你一份情,下次去锡盟,我要专门为你敬杯酒。赵德永,当年的盟旅游局长,后任多伦县委书记,现在已是盟级领导班子里的骨干成员,德永德才兼备,也正是干事业的年龄,祝德永再上台阶。商海忠,原锡盟武警支队队长,后转业至盟政法委任副书记,精明强干,酒风与工作作风一样正派。苗大森,曾经的盟粮食局长,是我尊重的老大哥,酒品与人品一样好。刘明丽,当时的商务局副局长,后任蓝旗旗委副书记、盟供销社主任,女中豪杰,后来,我才知她多才多艺,退休后,又跳舞蹈,又习诗词,把退休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常霞,那时在盟司法局工作,多才多艺,积极上进,现在是盟文联主席,我经常在媒体上看到,锡盟文联举办了不少丰富多彩的活动,常霞,为你点赞。当然,我在锡盟还有许多好朋友,借此文,一并向你们问好!
      如果说,包头是我的第一故乡,那么,锡盟绝对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迷茫的中年时代止步于锡林郭勒盟官场。43岁后的老年生活会顺利吗?不得而知……


      (未完待续)


2020.12.12

高嘉淇 发表于 2021-10-15 14:12:54

666

pwud75635 发表于 2021-11-28 10:01:33

支持爱上包头,给力!加油越来越好!

tz9747583 发表于 2021-12-2 18:38:55

支持非常给力的!赞赞赞!!!

gugsk2632 发表于 2021-12-4 10:36:07

支持爱上包头,给力!加油越来越好!

nido00199 发表于 2021-12-7 11:18:49

支持爱上包头,给力!加油越来越好!

cfxyc5018 发表于 2021-12-10 18:20:34

支持非常给力的!赞赞赞!!!

写意东风事 发表于 2022-1-3 23:51:15


市民戊戍戌 发表于 2022-2-4 11:25:07

:P

难得 发表于 2022-3-13 22: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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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完整版本: [文学] 吴久冰 | 《再回首》(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