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云集俱往矣》二0二厂记忆之一
前些日子，田炳信大哥在微信里建议我写点二0二的东西，田兄还画龙点睛提示一句，二0二有神秘感。我觉得田兄的建议有道理，因为我曾经是二O二人。我二十一岁入厂，三十四岁离厂，满满十三年，特别是在离厂后，每每听到或看到“二O二”三个字，眼前一下子就会浮现出在二0二厂时的许多场景来，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就浮动在眼前。这些日子，我再次阅读了田炳信与刘建尧合著的《阴山基地访谈录》，这本书专写二O二的人与事，读后不禁思绪万千……昨日傍晚，照例散步，一路上还在想着田兄的建议，只是，一时不知该从何处下笔。边走边想，就到了离家不远的劳模公园，这里绿树成荫、空气清新，是难得的漫步处。信步中一抬头，忽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劳模公园里有许多劳模的雕像，但绝大多数在我眼里就是一段他人的故事，但眼前的这尊雕像却有着切肤的亲切感。雕像冲我微笑，我仰头与雕像对视，并发出由衷的问候，李总，您好！虽然，我知道李总已贵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等多种要职的担当者，但我还是习惯称他为李总，因为我认识他并在他手下跑前跑后时，他的职务是二0二厂的总工程师，人们都叫他李总，我也这样称呼。望着平和睿智的李总，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李总的点点滴滴、想起了二0二的许多人和事、特别是那些与李总先后共事的老知识分子们的音容笑貌……
我于1983年8月份大学毕业分配至二0二厂上班。可以说，我是先知道李总爱人的名字，后知道李总的。我上班报到的具体单位是二0二厂总调度室，岗位是调度员，总调度室是全厂生产日常运行的指挥调度中心，背电话、记电话、打电话是调度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总厂职工医院领导一栏里，副院长中有张珊珠的名字，以及电话xxx，同事就如同介绍每位电话表里的事主一样，个人基本情况，学历、职务、分管业务等，以备有事，便于对口联系。讲到职工医院的张珊珠副院长时，同事说，张院长分管医疗业务，是专家，她爱人业务水平更牛，李冠兴，二室的，还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明年(1984)才会回来。后来我知道，李冠兴在美方国访学的地方正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冶金系，这所大学也是后来我女儿读博的地方，这是后话。职工医院是每个职工都免不了要去的地方，我也不时去开药。张珊珠虽然是副院长，但每次去医院，总能看到她就在门诊部里接诊，当时，二0二职工医院其它院领导也是如此。张珊珠那时大约四十来岁，一眼就能看出是江南女子，皮肤白晰，戴眼镜，我当时所知道的美丽女性，不过就是电影里看过的，如王晓棠、王丹凤、谢芳、秦怡、刘晓庆、李秀明等等，我觉得张院长有点像她们，但又有点不像，不像的地方，大概就是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高贵优雅。1984年1月，李冠兴由美国学成归来，偶有机会见到，也是远远的，如厂里每周调度例会，若涉及到二室相关科研技术问题，李冠兴偶尔到会。但我作为一个只做会议记录的普通调度员，仅仅是调度例会中的一缕空气，我会记住每位与会者，而与会者不会记住我。1985年，我调去总厂团委，从其它渠道也知道了一些李冠兴的传闻，多是专业、敬业一类的褒奖。与我同一年分配至二O二厂的兰州大学毕业生王士波，我们同住单身宿舍，我俩是好友，他就在李冠兴任职的二室工作，每每说到李冠兴，士波都是赞许的口吻。后来，李冠兴逐渐由二室的副主任升为总厂的副总工、总工，就总在厂里的会议上见到他，但我熟悉他，他并不熟悉我。李冠兴于1990年任二0二厂总工程师后，已是总厂领导，人们就称他为李总，我也如是。
与李总真正熟悉，还是在1995年初，我调至总厂核元件筹备领导小组工作，那时，李总正是核元件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我是小组成员之一。负责筹备小组日常工作的是当时总厂的副总工程师侯文杰，下面专职干活的就两三个人，其余都是临时借调。专职干活的，一个是王瑞庆，应是正高级工程师，负责技术协调，一个就是我，二把刀高级工程师，负责行政事务协调和办公室文字工作，这样，我就频繁进出李总办公室，上传下达。我近距离感受到了李总专业上的严谨、学术上的民主、日常事务中的平易近人。我隐约记得，1996年初起，李总就在做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准备工作了，我协助处理些资料准备的事务性工作，有些当急资料，就直接送至李总家里，他那时已住至厂招待所对面的15栋楼，厂里人也把15栋楼叫作厂长楼，李总住一楼。每次去家，总见他就在书房忙碌，李总对人客气，但不琐碎，我办完事后便及时退出。熟悉了，李总就经常把我叫去办公室，直接交代一些具体事项，一、二、三，时间、地点、对接人员、结果，多是学术和资料事宜。
那时，核元件生产设计的前期工作已开始，负责总设计的是核五院，记得核五院带队的人叫李海河，是核燃料元件生产设计方面的权威，李总经常与核五院专家一起讨论设计方案，有时甚至论争到面红耳赤，我做会议记录。自己虽然也是核化学工程专业的高级工程师，但在李冠兴与李海河的讨论中，自己觉得连小学生都不配，他们讨论的内容，于我如天书，如重水堆型，如 CANDU___6元件，如铍、锆等稀有金属在金属铀元件生产过程中的具体运用等等，我这才懂得，学术就是学术，闲扯不过是闲扯，华山论剑与狗撕烂羊皮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当然了，因为近距离接触李总，并常听他的华山论剑，如此，也落下了我不可救药的毛病，一听到别人闲扯淡，还振振有词，我马上就反胃，强烈的生理反应不可抑制，这样，当然让扯淡者不舒服。遗憾的是，自己后来竟误入官场，哪里知官场里玩的多是扯淡，如此，自己的倒霉也就顺理成章了。
话题还是回到李总这边来，在李总申报院士的过程中，我才渐渐知道了他的学术成果，XX合金上的镍锌组合层工艺研究、ⅩX甲二号合金的研制、高通量工程试验堆低浓化燃料组件研制、XX核燃料元件制造等技术创新及国产化等等，同为二O二厂人，有些成果是我耳闻，有些成果是我亲历。如穿甲弹性能实验，我亲睹确实威力无比。XX核燃料元件的制造就是我们核燃料元件领导小组组织参予的工作，我当然知道元件制成并试验合格且达到正式投产的艰辛过程，这样，李总越平凡，我就越觉得好奇，同样喝稀饭吃馒头的普通人，怎么能琢磨出如此高深的理论并研制出如此神奇的产品来？外行人可能不清楚，既然能让原子弹爆炸，核电站燃料元件制造还不是小菜一碟。大错特错，我是学这个专业的，当然知道深浅，举例说，如原子弹是一炮冲天的二踢脚，那核电站燃料元件就是可控的礼花。用白话说，原子弹点着后就不用管了，一炮了之，而核电站燃料元件却是要人为控制它的裂变进度，严格按照1:1中子裂变速度，若是大于1:1中子轰击U235，核电站就是毁灭性灾难，若是小于1:1中子轰击U235，核电站就慢慢熄火了。李总主持并直接参予的核燃料元件的研制并生产，就是要使秦山核电站的重水堆燃料元件国产化。李总的团队做到了，而且做到了国际一流水准。后来，在李总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二0二厂又生产出了其它几种不同型号的核燃料元件，填补了我国在核电发展和核试验方面的多项空白。李冠兴于1999年成为李院士，实至名归。
李冠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时，我已调至包头稀土高新区工作。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的院士屈指可数，旭日干，工程院士，克隆羊、牛，与稀土高新技术距离太远。李博，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学，可惜于1998年不幸早逝。我向时任稀土高新区主要领导建议，可否请近在眼前的李冠兴院士做我们的科技顾问？于是，我登门拜访李院士，说明来意，李院士欣然同意。记得那是一个上午，李院士亲临稀土高新区考察，并接受了我们的聘书。我们致谢，李院士一贯的淡泊名利，你们年轻人想做事，我当然支持。遗憾的是，我辜负了李院士的期待，至今一事无成。李院士，如今，您已是八十岁的寿者，是共和国的宝贵财富，更是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界的骄傲，您是目前全内蒙古自治区本土选出来的唯一健在的院士。我为曾经在李院士身边工作过而骄傲，即使只学得李院士丁点皮毛，也胜过其它达官贵人的锦衣华服。如今，我自己也是近六十岁的小老汉了，待北京疫情可控时，我要专程去京拜访李院士，不谈工作，不谈专业，我只学如何做人。
李总有幸能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正是应了一句哲言，机遇是赐给有准备的人的。几十年孜孜不倦、刻苦钻研这是李总的准备，考上清华大学且遇上李恒德导师、后来偶遇张沛霖大师且被赏识，这是机遇。如此，李总评选为院士，既是李总个人的幸运，更是中国核燃料元件事业的幸运。而二O二厂绝大部分优秀的科研技术人员，多是默默无闻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我认为，二0二厂的许多专家学者，都配得上大师这一称号。以我有限的认知，大师起码符合两个条件，一，人格高尚，二，公认的学术水平高超。
许多二0二以外的人这样评价二O二，说二O二是世外桃源。当然，这评价从褒义方面理解，是指这块地方民风淳朴，人们普遍单纯善良正直。从贬义方面理解，这里的人们普遍脑筋死板甚至有点憨呆、僵化、保守。
我在厂里工作的十三年里，倒是没觉得二0二有什么特别，但是，在离开二0二后，越来越觉得二0二就是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氛围。如今回过头来细细品读，二0二在许多地方与我就读的天津大学相像，那就是有着浓郁的学术氛围，简言之，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可以说，这种风气主要是由这块土地上存在的那些专家学者的影响而形成。
在调度室工作时，厂里每周一次调度例会，主要是总结上周生产科研工作，布置下周生产科研工作，当然，那时工厂也办社会，偶尔也讨论教育、卫生、社会治安等事宜，但以生产科研为主。至少，我一年能参加五十次以上的调度会，我在调度室工作近两年，如此，参加调度会近百次，而每次调度会，就是二O二厂负责生产和科研的各位大咖们的一次聚会。调度会由总厂厂长主持，全体厂领导参加，厂里各位副总工程师参加，各二级单位行政一把手和调度长参加，这些人员中的绝大部分是高级工程师以上技术职称，许多人还是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我记忆中，当时主持每周调度会的是安纯祥厂长。
安厂长既是厂里的行政一把手，本人也是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安厂长于1954年至1959年留学苏联基辅工学院和莫斯科钢铁学院，留学归来，直接分配至二0二厂，从工段长一路干至厂长职位，可谓一步一个脚印。安厂长主持会议，作风十分民主，这样，与会者也就畅所欲言，有问题敞开说，谁也不遮不掩，调度会是个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会，也有问责的味道，当然，核心是解决问题。这就有了此高工与彼高工的争论、此主任与彼处长之间的相互诘难，无论谁发言，都严格遵循学理，讲道理，摆事实，无论官大官小，无论年长年幼，无论技术权威还是普通技术员，谁都不敢胡说，胡说就相当于在众人面前失信，说外行话、说假话，在二○二是最被人瞧不起的，调度会上，实事求是的风气尤浓。我参加近百次调度会，等于免费聆听了近百次高水平学术讨论会。而且，我还当面了解了每位与会者的个人性格及其学术观点、专业水准。
安厂长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但涉及到生产、科研问题，还是钉是钉、卯是卯，调度会的结论意见，必须由厂长定板，这是下周检查工作时的依据。
我对安厂长印象深刻，倒不是他抓生产的辉煌业绩和搞科研的创新发明。而是两件小事。
一件发生在我值夜班时，那天，厂领导轮班正好是安厂长。调度室24小时三班倒，上夜班时只要不离岗，可以看书，原则上要看与专业相关的书。我那时二十出头，正是文学青年时，那晚，我带了一本新购的文学杂志《十月》，上面有张承志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河》，我一头掉进书中，就忘了身外的世界。忽然，耳边有声音响起，小吴，今晚你值班啊，我这才醒过神来，抬头一看是安厂长，桌上的书已经来不及收起了，我心想，坏事啦，值班期间看闲书，被领导抓个正着，而且，这个领导还是总厂的一把手。我忙掩饰住内心的不安，赶紧站起来，结结巴巴地应道，您好，安厂长……安厂长摘下眼镜，顺手翻了翻我桌面上的《十月》，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窘态，用手掌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微笑着说，年轻人多看点书好，你还爱好文学哪，这很好，这很好。随后，安厂长又询问了当日的生产运行情况，我如实做了汇报。这时，我的心情已不那么紧张了。接着，安厂长又问了问我老家在哪里、家庭基本情况等。交谈中，我就觉得，安厂长不像是个威严的大官，更像是位慈祥的长辈。
去年春节后，也是二O二出来的民营企业家刘柱请厂里老领导聚会，我有幸作陪。那天，安厂长也到了，已是八十六岁的老人了，但还是那样身材挺拔、步履轻盈，老人家一眼就认出了我，又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吴爱看书，小吴爱看书……我以微笑应答，心里觉得暖暖的。当时，不免有些感慨，小吴也都奔六十岁了。
对安厂长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关于安厂长老伴工作岗位的事。安厂长以一厂之长、正厅级的高位，别说给老伴安排个合适岗位，即使提拔个管后勤的科级之类，别人也说不出啥来。但安厂长的老伴始终就是厂里的一名普通临时工，而且，其工作岗位还是其它临时工也不太愿意去的地方___厂区职工浴室门口值班员，安厂长老伴一直在这个岗位工作至退休。
后来，每每让我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老三篇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人便是安厂长。若谁想教育我，我就会想到二0二的安纯祥厂长，你们能像安长厂那样践行，我就信，否则，全是屁话。绕来绕去地讲这讲那，就是不讲理，玄而又玄地天南地北，就是不接地气，我见过正厅级、正高级的核材料专家安纯祥，你们那点雕虫小技，我是不懂，也不屑于懂。
想到二0二的科研技术人员，我一定会想到老侯。老侯就是侯文杰，也是核元件领导小组的二把手，我的直接顶头上司。老侯不摆当官的谱，但老侯也不苟偷生的且，老侯的认真，丝毫不逊于李院士、安厂长。
我与侯文杰先生认识，早在核燃料元件筹备领导小组前，我于1985年调至总厂团委时，党群各部门是一个党支部，总厂工会、团委、科协等群团组织都在一起政治学习，老侯是科协一把手，不仅照本宣科，还得带头发言，而且，能将抽象的政治概念形象化、具体化、数据化。那时，我已知，侯文杰是二O二厂科技界的实权人物，好像当时全厂科技人员技术职称评定的具体办事机构就设在厂科协。侯文杰也是总厂的副总工程师。我冲侯总微笑，侯总也回以一笑。但侯总笑归笑，涉及到专业技术问题，还是一码归一码，这也是至今我还尊重侯总的地方。1995年，我在35岁以下破格评审高级工程师范畴，难点在英语考试。后来知，出题人是侯总，监考人也是侯总，阅卷人还是侯总，考场就设在科技图书馆，工作人员将考题放下，其间，侯总背着手巡视一下，面无表情，不看卷，不看答题人，只看天花板。我在天津大学上学时，已养成独立答卷的习惯，所以，有无监考，都是如常答卷。三天后，考试结果出来，英语及格。后，论文答辩，侯文杰对我的关怀已能辨析，有评委诘难不完，侯文杰就说，请回答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的答案已在我的申报论文中。高级工程师评审，我以高票通过，侯总不一定为我拉票，但侯总一定为我投了赞同一票。后来，在核元件筹备领导小组，李冠兴是一把手，侯文杰是负责日常工作的二把手，每次，我记录的会议记录，侯总都逐字逐句修改后才下发，对侯总的修改处，我不仅没有反感，反而钦佩，大家就是大家。每年，经侯总手批出的科研经费何止百万，但侯总就是不能给老伴安排个正式岗位，这点倒像是安厂长。侯总老伴就在工人村的办公楼里打扫卫生，说白了，就是个临时清洁工，现在，我还能记得侯总老伴的模样，瘦瘦的身形，大眼睛，高颧骨，总在拿着一块抹布，不停地在各个楼梯间上下忙碌。前些年，我偶然听二0二厂人说道，侯文杰心梗突然去世，前无征兆，后无麻烦，第三天就火化了。现在，每每想到老侯，印象还是在核燃料元件领导小组会议上的侃侃而谈，老侯一口陕西话，萃取、烧结、焊接……听说，老侯的退休工资才三千来块人民币。侯总，你的前世就是那么个前世，我的今生也就是这么个今生，我若有心，想办法联系一下您的子女，明年清明，以一叠大面值纸钱当礼，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只配得上这种礼遇。
我至今在许多场合说话，基本上不敢胡言乱语，倒不是怕被现场人戳穿，我知道，这个现实世界已被谎言掩埋，无人在意真话假话，都是交易的路人，一把一过，真假无所谓，给钱就行。我不胡说，是我已经落下了二O二情结，我在乎，我的言语被二O二那些在世的专家们听到，更畏惧那些我认识的二0二已在天的专家英灵窥视，不言假，会一时难受，脱口言假，会终生愧疚。人近六十，如夕阳西下，你想照耀万物，万物还不一定顾得上理你呢，所以，人近老年，好自为之。
文至此处，二0二那些曾经的大师们、还在的大师们便蜂涌而至，他们倒不一定是为了邀功，更多的是想成全我的记忆。我记得，真正的共和国之子___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从苏联回国时已是功成名就的专家。于1962年入二O二厂工作，于1967年卧轨殉难于此，这真是一段血泪史，不忍卒读，允斌舍弃了在苏联近二十年的学习、工作、生活、家庭、子女，义无反顾地回来建设新中国，其对党忠诚，通过回国后所得二子的名字可窥一斑，一子刘维泽，另一子刘维东，但新中国不相信眼泪，小儿名字虽吉祥，还是保不住爷爷、爸爸的安康，少奇被迫害致死，允斌卧轨自尽。以上惨剧是听来的，二0二人所共知。
但后来的许多故事则是我亲睹。每次调度会上，二O二的各路生产、科研大员亲临，对安厂长、李总不再赘述，其余各员均历历在目。二O二是化工冶炼厂，化工当是主打专业，我见过的前辈洪景荣，当时是厂里的总工，辽宁海城人，一口东北话，讲到专业要言不繁;后来，生产副厂长曲国方接任总工，曲总是调度例会的固定成员，戴眼镜，大高个，讲到生产技术，侃侃而谈，论到凡间扯皮，哼哈了之;各专业均有对应的厂副总工程师，化工方面，有龚宜权和王志杰，龚唾沫为钉，上海口音，龚发言，厂长只点头，王慢言慢语，他永远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世界中;刘锡霖是冶金技术方面的权威，讲话嘎巴溜脆，他讲话，下面便是雅雀无声，这是技术权威的气场;黄幼达是电力工程方面的权威，涉及到电力方面事宜，他讲了，就等于是厂长的意见;机械加工方面，杜广彰、苏步环就是定盘星，他们是夫妇二人，但讲专业，各讲各的意见;土建方面，曲瑞亭是权威，桩基、给水、排水等，工程量与预算金额脱口而出……后来，在核元件筹备领导小组工作期间，我还频繁接触并记住了厂里的许多专家，如焊接方面的袁瑞林，如探伤检测方面的张泰峰，如化工方面的肖远佑……
与大师相遇，如沐春风，至今，我离开二O二已有三十多年，偶尔回厂，也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销磨”，特别是看到那些曾是祖国不会忘记的对象，而今却步履蹒跚、衣衫褴褛，我不忍与他们对视。我多方打听过，这些曾经叱咤风云一时的科技大腕们，其退休费不过就是三、四千元。我就懂得了，为什么清华大学毕业的、曾是二O二核心车间三车间主任的华祚久，在退休后要去民营的和发稀土公司去打工，和发的老总是赵润狗，我在高新区工作时也认识，赵总说，华总很实在，这已令我欣慰，不管挣钱多少，华祚久作为二0二厂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晚年，还赢得了一位民营企业家的尊称。当然了，退休工资待遇问题是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但你可以专门规定科级退休应该怎样、处级退休应该怎样，难道就不能规定高级工程师退休怎样、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退休怎样吗？当然，规定了，也就是三、四千元，那我无语。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安厂长、肖远佑等大师们，你们当年也得过奖状、获过表扬，共和国说了，不会忘记，我相信，2049年是新中国建国100周年，那时，我们再幸福相会。
2020.6.27
替在天上的老父亲谢谢你，幸好有你还记得他们，哪怕是只言片语也让我深深的感动??? 感动！感慨！为祖国建设而无私奉献的一代人才是今天应该学习和传承的正能量！ 好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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